就像戰爭迷霧一樣。
我覺得那場迷霧大概從十年前開始，推薦引擎不再讓人們追蹤相同的人的時候。
那部分是因為推薦引擎，對吧？因為推薦引擎，就像我提到的，不是為關係而做的「夠好就好」。它是為注意力而做的最大化器。它們發現，透過憤怒來製造互動（engagement through enragement）要容易得多。因此，我們全都被推送所有讓人憤怒的資訊。到最後，我們失去了可修正性的能力。隨之而來的是，和平在網路上就這樣很容易地被摧毀。
要克服這場戰爭迷霧，需要降低 PPM。我指的不是 CO₂ 的百萬分之一，而是每分鐘極化度（Polarization Per Minute）。你需要降低每一分鐘裡我們接收到的極化程度。高 PPM 就是那片迷霧，對吧？
例如，我現在正在共同策展 TED 2026 溫哥華大會。我們邀請了 X 上 Collaborative Notes（社群協作註記）的團隊。那個團隊基本上說，如果一則文章已經憤怒到病毒式傳播了三個小時之後，才有人寫出一則社群註記，那就太遲了。因為在那三個小時裡，迷霧已經完成了。而且三小時後你看到協作註記的時候，你已經沒辦法再傳播那則註記了，因為原來那則讓人憤怒的文章早就已經病毒式傳播了。
所以他們現在訓練 Grok 成為一個專門的模型去思考：「好，什麼樣的註記能橋接這個認識論的落差？」然後一有人標記什麼東西，就立即附上。人們可以呼叫 Grok 來解釋一個討論串。而且它們會自動為所有有爭議的文章這樣做。所以效果是即時的。任何有爭議的文章都會變成一支病毒式的疫苗，因為所有人第一時間就看到了協作註記。這就是降低 PPM 的方法。
我覺得尤其對兒童來說，越早讓他們參與 pre-bunking（預先揭穿）和認知防禦，他們就越能免疫。如果你只是說兒童在 16 歲之前不能使用社群媒體，那不代表他們到 16 歲的時候就會自動變成熟。如果他們沒有接觸過，其實更危險。
但如果你說，你只能跟身邊的人一起使用社群媒體，點對點，共享一個大螢幕。在小組模式下，你就能一起做 pre-bunking 練習。每當你看到詐騙什麼的，你就能為防禦機器人的訓練做出貢獻。然後孩子們就會覺得：「噢，我在為社會做出貢獻。」所以在臺灣，Cofacts（真的假的）有很多非常年輕的貢獻者，因為年輕人很喜歡在發現詐騙時警告他們的爸媽和祖父母。
在臺灣，我們也運用公民審議。歸根結底，如果大型科技平台上出現了被群眾 AI 標記為詐騙的廣告卻不下架，又沒有數位簽章，那它們就要共同負責。如果有人因此損失七百萬，平台就要為那七百萬負責。這就是為什麼在臺灣，這類冒名廣告去年減少了超過 94%。希望日本也能很快建立同樣的制度，這樣年輕人就能一起來訓練這種機器人。
不只是通過圖靈測試，而是拿到更高的分數！
對，就像驗證碼（CAPTCHA）。我記得某一次 ChatGPT 的更新說：「我們終於可以遵守不使用長破折號的規則了。」
好，假設我想鍛鍊肌肉。我們一起去健身房，我舉重、練肌肉。有一天，我看到健身房有個排行榜，我覺得：「噢，我想拿最高分。」所以我不自己去，而是派我的機器人跟你一起去。機器人開始舉重。它可以被擬人化，看起來跟我一模一樣，只不過它當然能舉更重的東西！所以我在健身房拿到最高分。
但這其實傷害了我，因為我的肌肉根本沒有變強。而且機器人本來就沒有肌肉，對吧？我們之間的關係也受損了。因為以前我們享受一起舉重的共生樂趣，但機器人什麼都不享受。
所以我覺得重點不在於完美辨識這個重量到底是機器人舉的還是人舉的。而是回到根本：我們一開始為什麼要去健身房？健身房不應該有一個只獎勵舉最重的人的排行榜。我們應該直接廢掉那個排名，承認人們去健身房是因為想交朋友和練肌肉。
是的，《般若心經》。
就像我在影片裡提到的，我不認為虛構是問題。有些非常有用的虛構是人們彼此訴說的，沒有這些虛構，世界就無法被理解。虛構就像是理解世界的介面。真正有問題的，是那些帶有 不可問責的放大效應 的虛構。詐騙之所以被放大，不只因為它是虛構，而是因為它是一種無法自我修正的虛構。它對經濟和社群都是寄生性的。
我們應該鼓勵更好的虛構。屬於人類的虛構。例如，「我們全民才是真正的超級智慧。我們已經是超級智慧了。」我認為那是一個好的虛構，因為如果我們都相信這件事，我們就會投資於那些增強我們關係能力的 AI。但如果我們相信：「噢，其實我們在某個超級神 AI 面前毫無力量」，那就是壞的虛構，因為它不可問責。
是的，而且有了 Retina 螢幕，我們已經真的看不見像素了。
我懂你的意思。就像如果我們一起去健身房，或一起種田，或一起做發酵，那種共生的關係是在共同創造之中，在一起做事之中，而不是在像素裡，不是在表象裡。我完全同意。
在攝影術出現之前，人們不會這樣區分一個人的藝術印象和寫實藝術印象之間的差別。因為人們知道，即使一位非常厲害的荷蘭畫家可以畫得非常寫實，那仍然是繪畫。不是攝影。所以他們從來不會把那個跟非虛構搞混。寫實畫和印象派畫都是同一個類別裡的繪畫。但攝影出現之後，不知怎的，我們把攝影搬進了另一個類別，就是非虛構。
用你的像素概念來看，我覺得這只是回到了畫布。我們在螢幕上說的和看到的一切，大概都是虛構。我們看到的一切都是畫家的印象。
首先，攝影的漢字字面「寫真」：寫下真相，這個連結大概需要改變了。因為就像我們剛才確認的，它根本不再寫下任何真相了。它 永遠 都是畫家的印象。所以也許你可以叫它「螢幕」。像是「畫面」，華文的漢字「畫面」，也是一個很好的翻譯。我們大概要說，現在一切都是被畫出來的。而那個畫家不一定是人；畫家可能是一台機器。一切都是印象。
但這也意味著，我們可以走向一個更強健的真實來源，那就是 真實是社會的 。關係是真實的。如果我感知到我跟你之間有一種共生的和諧，而你也確認了這一點，那就是我們兩人之間的真實，不管別人怎麼說。在非常小的社群裡，當有緣起的時候，那張信任之網中就有真實，不需要像素化的證明。
如果我們的系統能支撐這一點，那麼我所說的「技術社群主義」——用技術來增強這種小型的、緊密連結的社群，以及用技術來促進社群之間的翻譯——這兩者加在一起，強連結和弱連結，就構成了多元性。那是一種好的真實來源，即使那種真實不再是普遍的，而是社群的。
網際網路一開始就是由碎片化的網路組成的。之所以叫「inter-net」，就是因為已經存在著各個本地網路。inter-net 做的事情不是把所有本地網路吸進同一個巨大網路裡，而是想出一種封包交換的協議。具體來說，如果一個網路有自己的內部語言，它就想辦法透過一種叫做「協定」的翻譯機制，把這種語言傳送出去，讓另一個網路也能理解。網路運營商不需要做這件事。只需要這裡一個人、那裡一個人具備編碼和解碼的能力。這就叫做端對端原則。
這裡的重點是，在不同文化的人之間——比如一方認為這是關於氣候正義，我們應該保護環境，因為我們想給下一代一個更公正的環境；另一方認為上帝創造了環境，我們作為造物主的管家，需要關懷受造界（creation care）。這兩方來自不同的理念。
但實際的行動是非常共生的。如果你看他們在具體行為層面上做的事，是一樣的。所以重要的不是強迫一方或另一方接受對方的詞彙，而是訓練一個超網路（hypernetwork）。就像 Sakana AI 那樣。你丟入一份文件，它輸出一個 LoRA、一個低秩適配器，然後可以用在地的語言講述一個在地的故事。它可以把這裡的非虛構翻譯成那裡的非虛構，但用的是各自的原始語言。從某種意義上說，社群協作註記已經在做這件事了。
我擔任顧問的 MIT 團隊叫做「建設性溝通中心」（Center for Constructive Communication, CCC）。他們做的事情是：在 MIT 校園裡，有支持以色列的人，也有支持巴勒斯坦的人。這兩群學生不會真正地彼此交談；他們在陣營裡互相大喊。
所以他們組成小型對話圈。然後 AI 從這裡截取一段、從那裡截取一段，做成混編。它們抹除了實際的聲紋模型，但保留了語調和情感，讓你仍然能感受到另一群人的情緒。但你不知道誰在說話。你甚至不知道他們的口音。
這非常有力。在雙方各自進行個人性的社群深思之後，混編在雙方之間交叉傳播，他們發現彼此想要的東西其實差不多，根本不是零和或負和。他們有了共同的理解。但如果你真的把人帶到同一張桌子上，他們就會開始互相打架。這說明超在地社群（強連結）很重要，但翻譯層也很重要——他們真的有一本橋接辭典來處理詞彙層面的翻譯。
行星模型。
正如你所說。以前，登月計畫之所以叫「moonshot」，是因為去月球非常危險。可能會爆炸什麼的。所以人們說：「噢，這是火箭科學」，意思就是非常危險。但現在我們正進入一個火箭科學不再困難的時代！也許我們會有自動化的火箭科學研究員。
所以我覺得我們需要思考的是登月計畫——不只是物理學的登月，而是社會學的登月，或者叫「登地計畫」（Earthshots）。例如，巴別塔是虛構還是非虛構取決於你的信仰，但那個概念是：人類失去了真正跨文化溝通的能力。一直以來都有一個被壓抑的夢想，要回到跨文化的理解。那就是一個登月。AI 系統可以實現那種超級協調、超級翻譯。
或者，就像我們提到的，如果每個社群訓練自己的神（Kami），而這八百萬個神一起工作，它們就能緩解那些導致戰爭的動態。它們可以策動和平，成為和平製造者。那又是另一個社會登月。作為一個同時從事倫理和 AI 工作的人，我的希望是，AI 之中 的倫理將成為下一個前沿。不只是人類 圍繞 AI 的倫理，而是把關係式德性倫理放 入 AI 之中。
我的書《多元宇宙》裡有一首我十年前寫的詩，開頭是這樣的：
看見「萬物聯網」，我們將智慧聯網。 看見「虛擬實境」，我們將實境共享。 看見「機器學習」，我們將協力學習。 每當我們看見或聽見「奇點即將接近」—— 多元宇宙，已經來臨。
因為那條奇點軌跡的一部分是一個最佳化的吸引子。有些人相信，到了某個時刻，我們不重要了。唯一重要的是那個單一體、那個奇點、那個超級智慧。我們現在能做的一切，不過是試著讓這個單一體對人類稍微好一點。但到了某個時刻，它會達到遞迴式自我改進。那條軌跡會失控，物聯網不再被嵌入在人類社群中，而是人類反而被嵌入在機器社群中。
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認識到，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生態系統裡，而我們已經真正地是超級智慧了。智慧體式 AI 帶來的一切，都是要被嵌入在這張關係之網中。如果我們持續這樣做，那就是關於協力學習、關於智慧聯網，而我們根本不需要任何超級智慧。
目前來說沒有差別，的確如此。
沒錯。我那首詩裡還有一句：看見「用戶體驗」，我們將體驗人際。
這兩者在談到技術的時候，是完全不同的東西。你剛才用 GDP 來談的那些，都非常交易性。那是關於「使用者」的。另外有一個產業也在談「使用者」，那就是毒品產業。藥物使用者上癮了。而毒梟可以從使用者身上榨取注意力，真的就是榨取。那完全是一種寄生關係。
但問題是，如果我們拿著筆電，開始交換關於 null² 展覽館的故事，然後一起去博覽會上有一場很有共生感的體驗——其實根本沒有產生任何 GDP。
那個氛圍完全是透過技術中介的。沒有技術、沒有電力，就沒有展覽館，對吧？技術中介仍然在那裡，但它嚴格地只用來創造人的體驗或共生的體驗。它完全不是榨取式的。
如果人們還是被困在那種榨取式的「使用者體驗」裡，我們會看到越來越多的最佳化、越來越多的成癮、合成親密感，諸如此類。但越多人理解這些其實只是工具，而最終目的應該是更健康的人類和健康的關係，我們就越不會把能量花在這種過度最佳化上，因為我們意識到：其實對每個人來說，已經夠好了。
沒錯。就像在臺灣，如你所知，普及寬頻是一項人權。不管你在多偏遠的離島上，還是在臺灣的最高山上，透過微波、透過衛星，我們保障你有寬頻。我們不會用那種創新式的、領先業者之間競爭的方式來談論寬頻，不會讓它變成資本主義式的。我們不再用那種方式說話了。就像自來水一樣。你不會說我們在扼殺自來水公司之間的創新，對吧？我們就是把它們當公用事業來管理。
我認為普及的廣泛傾聽——人們在社群中形成連貫決策的能力，也就是多元性——是另一項重要的權利。要實現這項權利，廣泛傾聽就像廣播一樣，需要是普及的權利。否則的話，你有了寬頻，但你所做的只是接收電視。沒有上傳。下載速度也許有每秒兆位元，但上傳呢？也許每四年一次，一張選票。那是極大的不對稱。如果你把它變成對稱的，廣聽和廣播也就能對稱了。
臺灣非常年輕。我們第一次總統直選是在 96 年，那時候已經是全球資訊網和個人電腦之後了。所以從一開始，我們就是透過網際網路的視角來思考民主。如果你這樣想的話，那就不只是關於政治或投票，而是你要怎麼更好、更廣泛地傾聽。
共創、總統盃黑客松、參與式預算、Join 平台、電子連署等等，都不被視為既有系統的外掛程式，因為我們根本沒有「既有系統」。所以這一切都像是拼裝（bricolage）——你可以把各種碎片拼湊在一起。有一種很強的邊做邊學的精神。
反觀日本，有一套相對穩定的體制確實帶來了繁榮，但這也意味著較新的創新比較容易被視為外掛，而不是拼裝。
首先，我們面對的是相同的危險和威脅。地震、海嘯、颱風。僅僅因為面對相同的天災，我們就共享了很多民防經驗。而現在我們越來越看到，這場戰爭迷霧、這種高度的每分鐘極化度，是共同的威脅。臺灣當然已經在前線超過十年了。但現在我們意識到，日本的人也開始非常認真對待這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