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從矽谷科技公司到其他大型企業，愈來愈多組織開始把 AI 使用與績效評估連動。許多人為了職場求生，被要求投入大量時間與資源，學習與 AI 協作。
但不少人很快發現，這些嘗試未必讓工作更順利，反而像是在服膺某些「預言」。
例如：「AI 會成為你最親密的工作夥伴」、「每個人都會有 AI 助手」、「不導入 AI 的企業將被淘汰」。這些話看似描述趨勢，實際上卻在規訓行為：你最好現在就交出注意力與判斷權，否則就是落後於時代。
我在牛津的同事 Carissa Véliz，在新書《Prophecy》中提醒，預言的力量不在於說中未來，而在於塑造未來。
例如，有企業主相信「AI 將取代八成人力」，於是調整績效制度、重組團隊，最終裁掉大半員工。這不是預言準確，而是自證預言。
人一旦接受「不可避免」的語氣，就會開始調整行為，成為推動預言的一部分。
但台灣其實很熟悉如何推翻這種敘事。八〇年代，技術密集產業被認為不可能在台灣發展，如今我們有了台積電；疫情初期，也曾有人預測台灣撐不過第一波。後來證明了，很多的「不可避免」往往只是當時看似合理的劇本。
面對預言，重要的永遠是我們選擇如何回應。
若相信可以改寫，就會開始尋找協力者。無論半導體產業或防疫經驗，都是靠集體行動來推翻預言。
那麼，「AI 淘汰人力」是否不可避免？
作為基礎設施，AI 的確可能因為愈多人使用，而降低某些協作門檻。但當 AI 議題變成焦慮製造機時，真正該問的問題是：我們究竟要用它來做什麼、為誰而做，以及應該守護哪些價值？
這也是為什麼矽谷企業開始邀請哲學家參與 AI 對齊、安全與制度設計。當人們對 AI 產生情感依附，或開始討論機器是否有意識，這些都不再只是工程問題，而是我們想成為什麼樣的社會。
如果未來只有一條路，就不需要這些討論。正因為有多元的可能性，預言才值得被挑戰。
也因此，每當你聽見「趨勢不可逆」，更值得問的是：這究竟是預測，還是指令？
拒絕把未來視為必然，並不等於拒絕科技。只要我們仍願意共同商議、共同治理、共同實作，未來就不必成為預言的延伸；它可以是我們一起改寫出來的結果。
(採訪及整理：游羽棠。授權：CC BY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