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3-04 數位公民

謝謝寶琳娜（Paulina）。也感謝在此共存的——五十年光陰的點滴。

這個數字對我來說意義非凡。五十年前，打造這座校園的人們相信：無論未來誰接手，都會將這裡的精神傳承下去。那個時候的他們，無法想像今日的世界：醞釀中的全球衝突、極端氣候事件、社會極化，以及 AI——一種精密到足以將虛構鍛造成事實的科技。

但這些建造者打造了一個充滿彈性且足以承載這份未來的空間。一個崇尚思考與和平的空間。一個讓協作與希望都蓬勃發展的空間。這正是今天我想探討的「公民關懷（Civic Care）」。

剛才我看著螢幕上的自己。我必須說——這感覺相當超現實。不過，身為一個把成千上萬份會議逐字稿都公開上網的人，我想我早該習慣了。

「夠好的祖先」（Good Enough Ancestor）——不是完美的祖先。夠好就好。在我五歲那年，醫生告訴我父母，我患有先天性心臟病。他們說，我大約只有一半的機率能活到接受手術的年紀；最終，我在 12 歲時動了手術。在那七年裡，每天晚上就寢時，都像是在拋硬幣。如果硬幣沒有落在好的那一面，我就不會醒來看到隔天。

我很早就學到一件事：如果你總要等到作品完美了才願意分享，那你可能永遠都無法分享。因此，我養成了一個至今仍保持的習慣——消逝前發布（publishing before perishing）。把作品公開，放入公共領域，讓任何人都能閱讀、批判或在上面疊加創作。即使只有半成品，即使還在草擬階段。我對自己說：這樣就夠好了。

這份逐字稿今晚就會發布。如果我對墨西哥或你們的社群有任何誤解，請告訴我。這份講稿，你們隨時可以修改。

這之後我發現了一件事：如果你總是展現出完美無瑕，人們會與你保持距離；但如果你願意展示出裂痕，人們就會走進來。沒錯，他們會和你爭論——但他們也會幫忙。他們會與你共同創造。我也發現，這項適用於個人的道理，同樣適用於民主。

但我必須在一開始就先聲明：這場演講不是什麼標準藍圖。這是一份來自遙遠島嶼的報告——那裡有 2350 萬人口、幾乎全島普及的寬頻網路，特定的歷史與特定的運氣。我所描述的，是在臺灣特定條件下奏效的經驗。我來到這裡，為了分享我們的嘗試，並學習你們如何用不同的方式來實踐。

讓我先不談臺灣，降落到我們共同擁有的經驗開始。我們兩個國家都懂得：在面對強權的陰影下——地緣政治、經濟、平台規模——建立民主，是什麼滋味。

我們都懂得，繼承那些最初並非為如今生活在其中的人民所設計的體制，是什麼樣的感受。我們也深刻體認到——不只在教科書中，而是在我們骨子裡的——最重要的公民創新，往往不是來自政府，而是來自那些拒絕等待的社群。

這座校園正是建立在這種本能上。蒙特雷科技大學承載著蒙特雷的 DNA——la cultura del esfuerzo（努力的文化）、jalar parejo（齊心協力）——五十年前將它帶到了這座城市。但墨西哥城為它注入了獨有的元素。因為這座城市以一種地球上少有的方式理解：當大地本身塌陷，唯一還站著的，就是人民。

1985 年 9 月 19 日，一場地震夷平了整片街區。政府反應慢了。軍隊反應慢了。但市民沒有。鄰居們徒手掘開瓦礫。志工組成人鏈。一群爬進倒塌建築中搜尋生還者的年輕人被稱為 los Topos——鼴鼠——在 2017 年他們依然在場。

自那個清晨延續至今的，不是一句政府口號。而是：el pueblo salvó al pueblo. 人民拯救了人民。

這份公民關懷的傳統，比我將開始描述的任何平台都更為古老——也深遠得多。在這座城市裡，走兩三個街區就能穿越截然不同的現實。你們之中許多人都深知那條分界線的兩側。如果公民科技值得你們投入時間，它必須從正視這種不平等開始。

我說這些是因為，當我談到臺灣時，並不是説「你們應該這樣做」。而是：「這是臺灣的嘗試，而它與你們早已熟知的事物有著這樣的連結。」

臺灣曾在威權統治下度過漫長歲月——長達 38 年的戒嚴。當民主到來時，它來得很緩慢，且參差不齊。到了 2014 年，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度已跌至民主世界的谷底。

那年三月，一項不透明的貿易協議在立法院以 30 秒——字面上的 30 秒——未經審查便強行通過。二十五萬人民走上街頭。五百名學生佔領了立法院，長達 24 天。

我是與他們並肩作戰的技術者之一——不是在建築物內，而是在外面，協助將運動的喧鬧聲轉化為能產出具體提案的聲音。因為每一場群眾運動都面臨著同樣的挑戰：熱情氾濫，但訊號稀缺。每個人都在發聲；但沒有人真正被聽見。

大約在同一時期，社群媒體平台從訂閱式推播轉向了推薦式推播。在訂閱式推播中，如果你追蹤相同的人，你看到的是同一個世界。但推薦引擎會找出你關注的不同之處並加以放大，讓憤怒來主導整個對話。我們需要一個能逆轉這種邏輯的工具。

我們發現了一個叫 Polis 的工具——這是一個開源系統，有著一項關鍵的設計抉擇：沒有回覆按鈕。沒有轉發按鈕。你不能攻擊別人的發言。你只能選擇同意、不同意，或者跳過。酸民無處見縫插針。

在社群媒體上，「憤怒」在瘋傳；但在 Polis 上，是「交集」才會爆紅——因為你的觀點若要傳播，唯一的途徑就是讓那些在其他事情上與你意見相左的人，也對你的觀點表示認同。

2015 年 Uber 進入臺灣時，計程車司機強烈反彈。他們不僅在社群媒體上互相攻擊，甚至在街頭也打了起來。我們的解決方案？邀請數千名公民在 Polis 上參與討論。僅在幾週內，他們對具體措施達成了共識，最終立法。橋樑一直都在那裡。只是需要一個能獎勵「造橋」的工具。

在接下來的十年裡，臺灣對政府的信任度從 2014 年的 9% 躍升至 2020 年的超過 70%——不是因為我們設計了完美的系統，而是因為我們持續傾聽。我們持續公開。在工作完成前，我們不間斷地持續分享。

我們確實使用了獎勵人際連結的工具來重建信任，但在今天，AI 正以我們在 2014 年無法想像的規模，將這種連結自動化——甚至經常是在剝削這種連結。

太陽花運動逼迫我們直視的那個問題——誰能被聽見，以及如何被聽見？——如今的決定權已不在立法機構，而是在演算法與激勵機制的設計裡。不是由立法委員決定，而是由科技巨頭來決定。

我們是把人類放進高速運轉的 AI 迴圈裡——就像倉鼠在滾輪上跑，跑得興奮至極卻毫無方向可言？還是把 AI 放進社群的迴圈裡，由受其影響的人們來掌舵？

如果我們不把傾注於民主參與的同等關懷帶入演算法的設計中，那麼這些演算法對社群的影響，將如同威權治理向來所做的一樣：集中權力、壓制聲音，並以錯位的激勵從人民身上榨取價值。

我們的太陽花學運問的是：誰來決定？AI 面臨的問題也是同一個，只是提升到了另一個維度。這是你們這個世代面臨的主要挑戰。太陽花問的是一個政治問題；而我的祖母會認出，這其實是一個道德問題。

我由信仰天主教的祖父母撫養長大。我的祖母在天主堂幼兒園照顧孩子——不是那種打卡上下班的照顧，而是會去家庭拜訪、在家庭真正需要幫忙時挺身而出的那種。她從不說她做的是慈善。對她而言，關懷——教會所說的 caritas（明愛）——不是一種感覺。它是一種「持續現身」的選擇。

自從我開始接觸 AI 倫理以來，我的思緒經常回到祖母身上。

在墨西哥，你們可能會對我接下來要描述的內容感到熟悉——那不是外來的想法，而是你們的社群世代實踐的事物。無論你們以工程倫理、人權、原住民社群傳統，或信仰作為根基——重點都是一樣的：關係，才是形塑科技的基本單位。

這引出了一個許多傳統共有的原則：輔助性原則。決策權應落在盡可能基層的單位。最靠近問題的人，應該在解決方案中擁有最大的發言權。在地數據優於中央榨取，社群控制優於平台壟斷。

同時也意味著弱勢優先：衡量任何系統是否正義，不是看它如何服務多數人，而是看它如何服務最脆弱的群體。

距離我們現在坐著的地方只有幾小時車程外，有一位對此進行過深刻思考的人。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在庫埃納瓦卡（Cuernavaca）待了數年，探問一個根本的問題：是什麼讓一個工具具有融洽性（convivial）——也就是服務於人民，而不是反過來？他的答案關乎權力，並圍繞著他所稱的融洽工具或榨取工具來建構。

融洽的工具能放大你已經能做的事並服務社群；榨取的工具則讓你依賴於那些掌權者。現在正在打造的每一個 AI 系統，不是前者就是後者。而做這些決定的工程師——許多和你們年紀相仿——可能根本沒想過要問自己這個問題。

後來當我接觸到哲學家瓊・川托（Joan Tronto）的關懷倫理學時，我立刻認出她說的語言和我祖母一樣——而且我猜，也和你們許多社群的傳統一樣。

對川托來說，關懷不是一種感傷。它是一種實踐。而事實證明，你可以把它寫進程式碼。你可以讓它具備可衡量性與當責性。這正是我們「關懷六力」的核心。它是一套六個設計原則，用來打造真正服務社群、而非從中榨取的 AI 系統。

1. 覺察力：真正傾聽人民的聲音。不只聽有權有勢的人，也要聽那些弱小的、被邊緣化的聲音。

2. 負責力：切實兌現承諾。不是模糊的理想——很快就會拋棄——而是有約束力的具體承諾。

3. 勝任力：人民檢驗過程。不是「相信我們就好」，而是透明且快速的社群回饋。

4. 回應力：人民檢驗成果。不是忽視人民所重視之事的由上而下指標，而是由人民設計、為人民服務的指標。

5. 團結力：盡可能雙贏。不是相互保證毀滅，而是讓各方都過得更好的協議。

6. 共生力：盡可能在地。不是一個統管一切的霸主，而是由各式各樣的人為各式各樣的人打造的多元解方。

這就是我們的關懷六力。相信能被聽見、相信承諾、相信執行力、受傷後相信能修復、跨群體的信任，以及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信任。

現在，讓我展示它在現實中活躍的樣貌。

2024 年，由 AI 生成的深偽（deepfake）廣告席捲了臺灣的社群媒體。輝達（Nvidia）執行長黃仁勳遭到冒用，出現在推銷詐騙投資的影片廣告中。這些影片非常逼真：黃仁勳真的在對你說話，聽起來就像他本人一樣。信任這些熟悉面孔的公民，因此損失了數百萬元。Facebook 的回應？「那則廣告不是我們做的；是我們的演算法推播給你的。」毫無責任可言。

我們怎麼回應？我們沒有立刻通過一項新法律。我們發送簡訊給隨機選出的 20 萬名公民。簡訊大意是：現在發生了這件事，你覺得我們該怎麼做？數千人自願參加。我們邀請了其中 447 位——在統計上能代表整體社會——在 44 個線上虛擬會議室中進行審議，由 AI 擔任計時員與摘要員。

其中一組建議：在社群媒體的所有廣告上顯示大型揭露標籤——就像香菸警語一樣——直到有人使用數位簽章為其背書。

另一組說：如果平台刊登了未經簽署的詐騙廣告並導致他人損失，平台必須承擔連帶責任。

第三組說：我們不封殺違規平台——我們對拒絕合規的平台，每天降低 1% 的連線速度。

我們使用了一個名為 TAIDE（可信任 AI 對話引擎，Trustworthy AI Dialogue Engine）的主權 AI 模型——由臺灣人民共同調校——將 44 個會議室的提案編織成一套連貫的方案。總共有 85% 的與會者同意。另外 15% 表示他們可以接受。隨後獲得了跨黨派的立法支持。一年內，冒用身分的廣告減少了 94%。

當每個政黨都看到 85% 的代表性迷你公眾投票支持了由可信任主權模型所綜合的方案，沒有政黨敢得罪這 85%。這就是我所謂的「AI 進入人類迴圈」，而不是讓人類陷入 AI 的迴圈。

在臺灣，我們將寬頻視為一項人權——更接近自來水而非奢侈品——並且推動普及服務。無論你在多遠的地方，在偏遠離島上，在臺灣最高峰近 4,000 公尺的山頂上，你都能透過衛星、微波或 5G 獲得寬頻接取保障。我知道這在世界各地尚未完全實現。但一旦接取、素養與安全到位，治理就能以新創般的速度運作。

2020 年初 COVID 疫情爆發時，口罩是否有用立刻引發爭論。一方說只有 N95 口罩有效。另一方說戴任何口罩都對你有害。我們使用 Polis，在 24 小時內找到了共識，並推出了雙方都能認可的訊息——一張柴犬迷因，一隻非常可愛的狗把爪子放在嘴邊：戴口罩是為了提醒彼此洗手，讓你的髒手遠離自己的臉。這是保護你自己不受自己傷害。人們笑了。幽默勝過謠言。我們化解了口罩的對立，後來也化解了疫苗接種和接觸追蹤的對立。

接著，臺灣政府將藥局的庫存數據以開放 API 的形式發布——每 3 分鐘更新一次，完全公開給所有人。我們沒有發包製作 App。我們發布了數據。不到 48 小時，一個公民黑客社群——來自 g0v（零時政府）網絡的志工們——推出了幾十種解決方案，而不只是一個。網頁地圖、聊天機器人，以及為不使用智慧型手機的人設計的語音介面。

政府沒有下達任何指令。當最好的版本出現時，我們在 24 小時內將其整合進國家系統中。沒有採購招標。沒有委員會。沒有漫長的等待。只有看見開放 API 和未被滿足的需求，然後迅速把產品做出來的開發者。

這就是從外部看到的開放政府：一個讓人們可以在上面疊加打造的平台，而不是一項人們必須苦苦等待的服務。

在座的學生們，有一件事我特別希望你們關注：在臺灣，我們建立了一個名為逆向導師（reverse mentorship）的制度。每一位內閣部會首長都必須有 35 歲以下的諮詢委員。而 18 歲以下的公民，只要蒐集到 5,000 份連署，就可以要求任何首長針對任何議題正式回應。

一位 15 歲的學生，利用這個系統連署要求學校延後一小時上課。論點很簡單：研究顯示，多睡一小時比多讀一小時的書，能帶來更好的學業表現。他成功了。政策隨之改變。一位 16 歲的學生，連署要求禁止珍珠奶茶店使用塑膠吸管。她也成功了，後來更成為了部會的逆向導師。

這些年輕人了解體制有扇門，找到了門的位置，轉開把手推了進去。你不需要等到畢業。改變這些政策的人，比你們在座的大多數人還要年輕。

這種下一世代的參與不只是象徵性的——它是結構性的。當臺灣選出第一位女性總統時，她將資安重新定義為不是男孩俱樂部，而是用腦力保衛國家。幾年之內，這改變了許多高中優秀女生對「什麼是可以想像的」的認知——她們原本可能從未被鼓勵進入這個領域。臺灣的資安人才因此倍增。

那麼，為什麼當許多國家在數位民主上陷入掙扎時，臺灣卻能取得成功？我發自內心的答案是：我們在極短的時間內，遇到了極多出錯的事情，我們別無選擇，只能發揮創意。

臺灣是世界上最年輕的板塊構造島嶼——只有四百萬年的歷史。板塊碰撞，山脈隆起。玉山，我們最高的山峰，每年因壓力增高半公分。我們學到，當板塊碰撞時，你可以把壓力視為災難，也可以視為能量。我們選擇了能量。這就是我所謂的地熱民主——將衝突轉化為創新的熱能，為新事物提供動力。

墨西哥也深知板塊壓力的威力——無論是字面上還是比喻上。這座城市在 1985 年和 2017 年的地震之後重建，每一次都是由在政府能夠回應之前就挺身而出的普通人民完成的。

大學、公民社會與在地建造者所組成的網絡，在體制失靈時自發組織——這就是你們的地熱能量。像 Codeando México 這樣的公民科技組織，在這座首都已經耕耘了十多年，持續引導著這股能量。我來這裡不是為了給你們一個模型。你們已經有模型了。

在交出麥克風之前——請記住，這份逐字稿是屬於你們的，請隨時來修正。如果我今天留下了裂痕，請告訴我。畢竟，這就是我們讓共創之光透進來的方式。

最後一個想法。

在我們的「關懷六力」中，我們提到當一個 AI 系統完成任務後，它就應該離開——將它的地圖、評估紀錄、制度記憶留在公共領域，交給下一位守護者。功成身退。

這所大學在這個校園裡屹立了半個世紀。今天的活動，是當年的創辦人絕對無法想像的。但我們可以慶祝他們打造了一個足夠彈性、充滿關懷的空間，禁得起時間的考驗。

這就是世代共生的最純粹形式。正因如此，創辦人們成為了你們的「夠好的祖先」。而你們之中有些人——家族中第一個踏進大學的人——已經是「夠好的祖先」了，因為你們推開了一扇家人從未走過的門。

民主無法被外包。不能委託給演算法，不能委託給專家，甚至不能委託給來自臺灣的朋友。它必須由選擇與彼此保持連結的人們，持續地、不完美地去實踐。這就像把你的機器人送去健身房幫你舉重——我相信那很厲害，但你的肌肉會因此萎縮。河流不需要單一的統治者。它需要許多守護者，每個人充滿愛意地照料一段水域，無縫合作，共同解放未來——這是一起完成的。

所以，我在最後一張投影片，用我能用的最大字體拋出這個問題：

你有什麼是絕對拒絕自動化的？

我無法揣測你們的答案。但我希望你們能與我分享。

謝謝大家。開始提問吧！

在墨西哥，我們正在討論 AI 監管與主權，但打造生成式 AI 的基礎設施感覺遙不可及。臺灣是怎麼處理的？

我出生於 1981 年——和 IBM PC 同年。在個人電腦出現之前，是大型主機（mainframe）的時代。你在終端機上打字，連到銀行或政府某處的大型機器。主機管理員能看到你打的每一個字，也能決定你是否能繼續使用服務。那就像雲端，只不過我們當時叫它大型主機。

個人電腦改變了這一切。你擁有了自己的工具。你可以自由更換試算表軟體、文書處理器。創造力因此被釋放，因為人們知道自己不會被監控。當這些個人電腦連上網路，更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自由與開源軟體革命。

如今，黃仁勳——真正的黃仁勳——說這是個人超級電腦的時代。任何人只要有一台筆記型電腦，就能打造自己的 AI 模型。你唯一需要的就是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三年前，我開始微調一個本地模型來幫我擬稿電子郵件。它在飛航模式下也能運作。在我按下發送之前，沒有人能看到我的信件。每一個字仍然屬於我。這些小型、微調過的模型能在個人硬體上高效運行。例如 Sakana AI 的文件轉 LoRA 工具，可以在一秒內將整份演講逐字稿轉換成一個適配器。我在一台 MacBook 上，用大約 20 分鐘就跑完了 2,000 份我自己的公開逐字稿訓練。回家試試看吧。

你會如何想像數位公民權的實踐方式？

公民權是一組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遷徙自由。如果你是一座城市的公民，你有權搬到同一國家內的另一座城市。但在許多平台上，這種自由並不存在。如果你從 X.com 搬到 Bluesky 或 Mastodon，你的整個社群歸零。這不是遷徙自由。矽谷的某些人把這叫做科技封建主義。

我們與美國猶他州合作推動了這件事。他們通過了一項法律，從今年七月起生效：如果你想從一個社群網路搬到另一個，你的社群跟著你走——追蹤者、貼文、回覆都會流向新的網路。這就像電話號碼可攜制度：如果你不能保留你的號碼，舊的電信商就自動贏了。有了可攜性，就是向上競爭，而非向下沉淪。更多的互通性和遷徙自由，是解鎖數位公民權的關鍵。

你怎麼看待教育的自動化？

人與人之間發生的事——深度傾聽、真實對話——無法在不流失本質的情況下被自動化。如果你面對的不是我，而是我的深偽分身，你或許能學到些什麼，但我什麼也學不到，我們之間也不會建立任何關係。能夠被自動化的，是人與知識之間的屏障。我的主要程式語言是 Haskell——小巧的數學語言，幾乎沒有人在實際產品中使用。但我可以請一個本地模型把 Python 翻譯成 Haskell，這樣我就能理解，也因此能與寫 Python 的人建立新的連結。跨語言、跨學科的翻譯，才是自動化真正能幫上忙的地方。人與人之間的融洽共處，則不該被自動化。

你認為我們能實現跨國的同理心嗎？

同理心需要一種社會翻譯。我們與美國的 Napolitan Institute 合作，召集了一個由超過 2,000 人組成的迷你公眾——來自每個國會選區的五名代表——詢問他們對自由、平等的看法，以及這些信念背後的個人經歷。許多美國人深受極化幻覺之苦：他們以為關心氣候正義的人和關懷聖經造物界的人毫無共同點，但實際上他們透過不同的社會經驗，關心的是同樣的事。我們運用了一個叫做哈伯瑪斯機器（Habermas machine）的 AI 模型，在這些框架之間進行翻譯，將氣候正義的語言翻譯成聖經經文，反之亦然。透過這個工具，超過 96% 的參與者在基本價值觀上達成了共識。即使是最具爭議性的議題——平權措施——也達到了將近 70% 的同意率。美國並不像它自以為的那樣極化。同理心不需要你說另一個部族的語言——但它確實需要社會翻譯工具，讓重疊之處變得可見。

當你建立 Polis 時，你選擇為共識進行最佳化。你如何確保這個最佳化目標本身也能被質疑？

Polis 不只是為共識進行最佳化——它也讓異議變得非常可見。你可以看到你的頭像移動到你所屬的族群，看到有多少個族群，也能看到連結它們之間的紐帶。這更像是一張群體自拍照，而不是一次擠壓。

因為 Polis 是開源的，任何人都可以修改演算法。Twitter 借鑑了 Polis 並發明了社群筆記（Community Notes）——演算法略有不同，但有直接的血統關係。透過開源，我們不會封閉通往更好演算法的可能性——那個演算法可以用任何社群定義的方式，反映出關係的健康程度。

我們所實踐的不是最佳化，而是滿意化（satisficing）：在所有重要指標上都達到門檻，而不是將任何單一指標最大化。在多智慧體的情境中，最大化單一指標會觸發古德哈特定律——你沒在衡量的所有東西都會被犧牲掉。滿意化讓系統保持在均衡狀態。

在墨西哥，很多人已經對民主失去信心，因為他們認為政府腐敗。從你的角度來看，我們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2014 年的臺灣，總統的支持率只有 9%。反對者也嚴重分裂——有人想要「自由中國」，也有人想要「自由脫離中國」。太陽花運動不只是抗議；它透過尋找不尋常的共同點來搭建橋樑：我們要對抗威權，但不能讓自己變得更加威權。

我的建議是：不要只是抗議。設計更好的系統——或許利用分散式帳本、用於審計的本地 AI 模型，或公民科技——讓誠實成為主導策略（誘因相容性）。研究機制設計。先在你的在地社群測試你的想法。不久之後你就會成為一個造橋者，從反貪腐走向促透明。

你對世界上目前的衝突有什麼看法？

策動和平所需要的策略、謀略與後勤，不亞於發動戰爭——而且可以說更難，因為信任容易被打破，卻極難重建。

在 MIT 的建設性溝通中心，研究人員面對的校園裡，以巴衝突對立雙方的學生已經無法進行面對面的對話。因此，每一方在自己的群體內部先進行審議，然後將雙方最好的發言編織成一段語音合輯，使用的是所謂的部分匿名（meronymity）技術。聲音被改變到足以讓你無法辨識說話者，但你仍然能聽到語調起伏、聽到情感。當兩個群體都聽了這段合輯後，他們的極化程度顯著降低。

戰爭主宰了我們的對話、我們的社群媒體、我們的新聞。但我邀請你們，把你們的才華、你們的謀略、你們的天賦，投入為和平奮鬥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