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15歲的朋友們原生就是數位的,所以在橫向組織上,他們完全有一種不孤獨的感覺,因為網路一個很核心的重點是,就算你在意的事情只有千分之一的人在意,但是網路就可以讓你在兩千三百萬人裡面,直接找到那個跟你相同在意的那一些人,所以這件事是任何人不管在意的事情再小眾,還是會覺得有2萬3,000人跟我有一些的想法,而且我知道怎麼找到那2萬3,000人。
所以禁用一次性塑膠吸管這一類的時候,從環保署開始要開協作會議的時候,瞬間可以動員到5、6,000人來連署,一定是環團的某一個大老,但出來一看是15歲的小女孩。
我想這裡面很重要的事情是,雖然大家都有不同的立場,但是都有共同的價值,因為我們如果一下子就跳到解法的話,誠如你說的,有8,000個人連署,把臺灣的時區改成跟日本一樣,連署人也是一位年輕人,改成「GMT+9」,又有另外一個年輕人發起一個反連署,又說臺灣的時區應該留在「+8」,因此我們內部都叫做「8+9」的提案。
這個提案一共有1萬6,000人,所以其實很大,但你真的看,其實是同溫層,因為大部分你到街上問說時區要不要改,他大概是一點感覺都沒有的。
但是他們因為有同溫層,所以會舉出各種是,如果你有夏令時間或者是改了時區的話,你可以節省能源、促進觀光、促進消費、可以促進金融市場,會舉出各種各樣不一定完全真實,但就是要用來支持理由,而且可以說服同溫層的一些說法。
所以我們到底要如何處理,當然是很頭痛,但好在我們在行政院裡面有一群人叫做「開放政府聯絡人」,他們的意思是要對內橫向整合所有相關的業務機關,當看到這一些論點的時候,就會知道經濟部的開放政府聯絡人會去聯絡工研院,工研院真的還試算過,如果我們用夏令節約時間的話,到底會不會省到電,結果好像只有0.000%的差別,但根本沒有差別,所以每一個部會的開放政府聯絡人,透過這樣的方式找到業務機關,逐一用事實來回應同溫層的論點,讓大家看到不會促進觀光,除非我們違反勞基法,也不會促進金融的交易等等,當我們這樣算出來之後,發現我們改一個時區,真的需要花很大的一次性成本,而且每一年還要花更多的社會成本,這個成本是可以量化的,當量化提出來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8」這一方、「+9」這一方邀來見面三分情,在網路上吵得很厲害,但是一起來看到這一些事實的時候,忽然就沒有辦法吵起來,而且大家後面的感受就會願意分享出來,所以「+9」那一方的感受是,要的是從上海、北京來桃園機場的朋友,逼著他們要改一下手錶,來彰顯這邊是一個不同的管轄領域,所以這個才是他真正想要的東西。
我們後來發現如果你要這個的話,其實有更有效的方法,不然人家講一句「一國兩制」,香港有不同的貨幣、很多大國有不同的時區就解決了,所以我們就說同樣是花這一些錢,能不能用別的、更有效的方法來讓國際知道臺灣跟PRC是不一樣的。
後來集思廣益,我們想說原來可以透過人權的方式、可以透過開放政府的方式,讓全世界知道好比像立法院裡面的性別平權是比其他地方不一樣的,我們有婚姻平權,我們花同樣的預算還更有效讓國際知道我們跟PRC的不同,這樣就發現,「+9」、「+8」的人都聽得下去,而且願意一起集思廣益去想說要怎麼花預算來達到大家的共同價值,我覺得先讓事實端讓出來,讓大家都退一步,找到共同的價值是很重要的。
對,絕對是這樣,而且我絕對不下命令,當然也不接受命令,所以簡單來講是,我不斷像滾雪球一樣,建議更多的人進來,事實上這是有一個實施要點,而這個實施要點裡面特別加了一個條款,我們匿稱是「冰桶挑戰條款」,就是如果有兩個以上的……
對,就是ice bucket的這個條款,就是權責機關如果有兩個以上,好比像衛福部覺得這個是交通部的事情,交通部覺得這個是內政部的事情,在裡面常常會推來推去,所以這個條款是,如果有爭議的話,大家都是主辦機關,一個都跑不掉,只能加人進來,不能說自己不想管。
像恆春要建一個空勤總隊、要放在恆春機場的連署案,因為有各種不同的解法,到最後我們讓內政部、國防部、交通部、衛福部、國發會一起跑去恆春討論這一件事。
不過其實我的辦公室本身就是完全以橫向溝通組成的,一般來講,政委大概只有一個或兩個機要秘書,這個是政委辦公室的標準編制,就是大概兩個人、三個人,但我們辦公室有二十幾位朋友,這一些人是哪裡來的呢?基本上就是各部會的公務員,很多會毛遂自薦說想要到唐鳳辦公室工作,所以我就跟當時的秘書長,也就是現在的陳美玲主委。
不會喔!來我們這邊每天都6點下班,我自己因為發現行政院有一個不成文的習俗,老闆不走的話,幕僚不敢走,所以我自己5點多就走了,有的時候我開會開到7點,發現辦公室只剩我一個人,所以生活品質是很好的,而且考績都自己打,所以其實對公務人員來說是很好的工作環境。
陳主委當時是秘書長,為了不要破壞制度太多,所以就達成一個協議,最多只從每一個部會調一個人過來,所以我們有32個部會,理論上我可以有32位同事,但是目前當然沒有32位的同事,為什麼?因為有一些部會沒有派人來,好比像國防部就一直沒有派人來,或是陸委會都沒有,我想我們都可以瞭解原因是什麼,因為激進式的透明,對他們來講太激進了。
但是做的那一些事情是不怕人知道,只怕人不知道的那一些部會,好比像內政、教育、文化、通傳等等,這一些其實都是很願意大家知道他們的工作,外交部再過了一陣子之後,等吳部長上來之後,他們也發現他們有公眾外交的部分,所以外交部也有派人來。
所以這些朋友們,其實平常我要求他們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所謂的「work out loud」,就是要放聲工作,工作的時候不要怕別的部會知道他們在做什麼,所以我們有一個共用的看板、聊天室等等,完全是用平行社群的方式,你在這個部會提出一個想法,你就要去lobby我的辦公室裡面別的部會朋友跟你一起做這一件事。
因為協作的架構本來就不是奠基在指揮體系上,所以我們所蹲出來的這一些政策,基本上都不會犧牲某些價值、成就某些價值,簡單來講,我們會自己在辦公室裡面,看起來很像零和的角力,找到部會間共同價值之後,端出對公務員都不壞的一些解決方案來。
我想其實地方反而比較容易做到的,因為中央其實在管的都是一些比較抽象的法律、法規、準則,比較難去快速地應變,所以我們在中央為了快速應變,還端出所謂的政策沙盒、法律沙盒、法規沙盒等等的方式,讓地方能夠說「我就是想要試一個新的跟中央法規不一樣的新東西,我給你一年的時間試看看,如果試出來,不管它是自駕車、無人機或者是金融創新AI理財這一些東西,只要最後地方證明了法規比中央的版本好,我們過了一年之後就把地方的法規變成中央的法規。」就是有這樣區域創新的系統,我們發現區域裡面的這一些縣市,現在比較願意開始跨局處提出一些案子出來。
在有這樣的可能性之前,當然很困難,因為每一個局處都有相應的中央部會,去縱向lobby絕對比他橫向溝通來得容易,但是我們現在是說你在做這樣沙盒的時候,你要先跨局處進行溝通,或是做地方創生提案的時候,要先在區公所跟產官學研社都開過會,你如果沒有做到橫向溝通的話,我們根本不會進入到審議的程序,因為中央創造出這樣的空間,所以我覺得讓地方現在開始比較願意橫向溝通,多成功很難講,但是至少是新的公務文化。
我覺得因為地方創生是很新的架構,這個架構我們目前都還在蒐集提案的階段,當然之前在所謂設計翻轉的那個階段,有一些里山等等的這一些架構,又或者比這個更早的,好比像台南做一些社區營造的朋友,好比像仕安等等,這一些地方都是大家耳熟能向,這是陳美玲主委跟當時曾旭正副主委,等於把這一些地方的經驗,等於中央能夠端出一套如果別的地方也能夠像這一些地方一樣,產、官、學、研、社好好坐下來談出地方願景的話,我們就留10%的預算,專門留這一些由下而上的提案。
所以我會覺得它的範例,並不是在現有的架構裡面,都是在那個之前,可能20年的社造界裡面,我們看到做得比較好的案例,我們試著用地方創生來促成它。
但是這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覺得公務員其實並不是不想創新,而是有之前很多法律在威權時代留下來的,所以好比像剛才修了一個國賠法,就是去山裡、海邊及明明有告示,但是不看,竟然要國賠的這樣一部法,但這一部法其實重點並不是在國賠不國賠,而是會讓公務員採取一個非常保守的心態,因為誰也不想要因為惹到國賠的關係,在公務生涯裡面留下這樣的污點。
同樣的道理,像圖利罪、瀆職罪等等的東西,都是讓公務人員沒有辦法有效地進行橫向串聯。更不要說公務人員服務法裡面有一條非常不合理的,公務人員即使是在下班時間,也不能發表以個人公民的身分,任何關於他的工作的任何評論。
這其實是在其他國家是沒有的,你說公務員組公會,好吧!各國都有,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限制,但我只是要發表以我個人評論而已,這樣子等於是讓事務官完全沒有橫向發聲的可能性,所以我是非常肯定,像公務革新力量聯盟等等的朋友,一直試著去調整這樣的一種舊時代的威權,好像由上而下聽命令事務官的架構。
所以我會覺得,我們現在已經到民主的時代,大家也瞭解到公務員有他的專業,但在此之前,公務員只能聽縱向的命令,所以當有他的專業、創新的時候,一方面是如果他的老闆把它否決掉,我們外面完全看不到。二方面是如果真的做了什麼好事,大概所有的功勞都是長官,如果又不小心撞到國賠或什麼東西,問題都是公務員的,所以這樣的情況下,到底誰要創新?
所以,我在做的是儘量創造一個空間,因為我們在討論的過程,剛剛講的這一些協作、地方巡迴全部都是公開的,所以任何人想出一個新的主意時,任何記者,就算同溫層之外的朋友,都知道是哪一位公務員想出來的,所以他有credit。
第二個是這一些沙盒都是容許失敗的,所以如果失敗了,就是實驗失敗,我們再來一次就好了,所有的風險是由我來吸收。我吸收風險,他們獲得credit的情況下,我就發現公務人員非常非常願意創新,我想這是我願意投入工作的原因,就是要示範這個並沒有什麼大不的,只要稍微改變這樣的空間,其實公務員內部就有非常多創新的動力。
對,可以說我們辦公室有一個核心的價值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讓公務員的作業流程更加輕鬆,這個更加輕鬆,很多時候是體現在同樣的事情,為什麼要管考兩次?為什麼科技發展計畫跟公共建設計畫用兩套完全不同的系統管考呢?為什麼同樣一件事要填五個表等等,這些都是因為本來在縱向命令的過程裡面,大家都不知道其他人在做一樣的事情,所以我們去修了統計法、去修資訊採購範本,讓公務員也可以多多少少做到填一次之後,自動在別的地方出現的情況,這樣就比較多的時間來做價值判斷,而比較少的時間覺得自己是工具人。
沒錯。
是。其實我的工作剛剛講了,其實「讓公務人員的作業流程更輕鬆」是其中一個部分,但是它最終的目標是要「建立政府跟民間的互信」。
政府跟民間的互信,其實政府必須先相信人民,人民再相信政府,如果政府都不相信人民,就要人民相信政府,那個叫做法西斯,大概不是臺灣的狀況。
所以簡單來講,政府要怎麼主動相信人民呢?我們透過四個方法,這個也是國際上對開放政府的定義:第一個就是所謂的透明,透明的意思是,我們資料一蒐集到,我們甚至還沒有詮釋,我們就公開出來,這裡講的當然不是隱私的資料,這裡講的是公共的資料,好比像大家都最關心的空氣污染、水污染,或者是地層、地質這一些,大概沒有辦法主張隱私權的這一些資料,一條河流不能說你不能來量我的水質,這一些東西如果是經過人的詮釋再發布,就算公務人員再專業,有的時候民間還是會覺得是不是藏著什麼。
但是如果是一蒐集就發布,我們根本人都還沒有看到就發布,大家用機器就可以很輕鬆處理的格式,我們又不禁止民間去改做,這些條件都滿足了,這個叫做「開放政府資料」,它就可以透過透明的方式,讓大家看著相同的事實做出決策。
當然臺灣的特色就是像剛剛講的空氣品質,不只政府在開放資料,民間也在開放資料,有很多很便宜的空氣盒子,像有很多學校把它當作教材,有很多人乾脆就直接放在他家的陽台,這一些空氣盒子也同時都在量測空氣裡像PM2.5等等的濃度,由民間發起開放資料。所以我們透明的這一個部分,希望從私部門、社會部門、公部門都可以把手上的資料,不經詮釋開放出來,讓大家在相同的基礎上進行討論,這個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是參與,參與的意思是,如果我們現在要做一件事,他會關係到某些利害關係人,這一些人應該要有機會知道他即將要被影響到,而且要怎麼樣進來,在我接政委以前,其實當時行政院完成了一個很不容易的改革,就是讓所有的法規命令都有60天的預告期,之前通常只有7天到14天。7天到14天是什麼概念呢?就是你一看到的時候,它就已經生效了。
對,沒錯。而且大部分這個公告還只是說你留一個承辦人的電話,你可以打過去,你打過去,首先你根本也不知道情況,所以你大概都是問他到底情況怎麼樣,等到你終於知道情況了,其實14天已經過去了,然後這個時候你的意見就已經不算數了。
所以在我當政委之前,也是在陳美玲秘書長當時領導之下改成60天,意思是你可以有2、3次的往返,你可以真的比較知道這一件事會怎麼影響你。在我進來之後,我當然也做了一個更新,就是讓這60天裡面的往返,是在一個公開的平台發生,而不是私下打電話給承辦人,你公開的留言、承辦人公開地回覆,這樣子承辦人只需要回復一次,他不需要接40通的電話,每一通都在問一樣的事情,所以這樣的參與,我想有一個公共參與的平台,也是讓彼此互信的方法。
最後兩個我快速帶過:一個很重要的是所謂的當責,也就是accountability,這個字非常難翻。
我現在都不翻成「當責」了,都翻成「交代」,簡單來講,大家提供意見,這一些意見對內到底變成什麼樣的政策,對內必須要給一個交代,對外這一些意見到底有沒有影響政策,怎麼影響利害關係人,對外也要給一個交代,這是一個雙面交代。
對。整個公務體系,每個人看到這樣子收回來的意見之後,就有一個責任告訴給出這一些意見的人,他的這一些意見在接下來如何變成公務流程,以及如果公務流程真的因為他而踩了剎車、轉了方向盤、踩了離合器等等,他的結果是什麼,這一些事情必須要做出政策的履歷,包含政府的預算、政府到底花在哪裡、有哪一些採購案、開了哪一些研究案、執行的KPI是什麼,我們目前在同樣這個平台裡面,所有接近2,000個政府中長程計畫,都放在「來監督」的平台裡面,每一個人都可以知道所有的這一些錢到底花到哪裡去,以及大家的留言到底有沒有造成政策的改變,這是當責的部分。
第四個部分,inclusion是涵融,但是我講涵融,你也不知道我在講什麼,所以我通常我們現在講的是……
對不對?inclusion真的非常難翻譯,所以我現在通常講的,是讓15歲的人可以進來,因為傳統上你沒有投票權,你什麼都不是,我們現在是讓即使沒有投票權的人,或者像桃園有辦移工的參與式預算,他們也沒有投票權,他們還需要找四國語言的翻譯,讓他們有意義地來討論到底要不要辦泰拳的活動,或是在生活上需要什麼設施,預算的分配權等於是交給本來沒有參與權利的一群人,所以我們開放政府越做,不能變成一小部分的人在參與,必須要是本來的民主制度、代議民主的人不讓他參與的人,也讓他參與,這是第四個部分,叫做inclusion。
其實在立法院黨團協商,好不容易直播了。
這我理解。但是至少我們確立一個原則,所有有拘束力的會議,都必須留下紀錄,這個是要給出交代;當然在沒有拘束力的場合,不管出去是抽個菸或是抽什麼別的,當然在過程當中,這個一定會有事先的溝通,這個無可厚非,可是你永遠不能否認還是有一個機會,就是在外面喬到一個程度,但是裡面一直播的時候,還是可以翻案,就是說有拘束的場合,必須是給全民交代。
這個在立法院,我們好不容易爭取到這個,我們在監察院爭取到像立委的政治獻金,所有的立委在國家這一層,所有的個人所得這一些,包含他的投資到底理財能力高不高,這一些我們都必須要詳細讓全民知道,所有這一些落實到地方的時候,都打一些折扣,真的是這樣。
我們目前六都有簽一個open data charter,就是「開放資料憲章」,在裡面關於特別是政治參與的這一些資料,是有一些承諾的,但是六都之外,確實從我政委的角度看起來,確實都打了滿多的折扣。
大概有兩個方法,一個是有些人用公民不服從的方式,像當年監察院還沒有公開逐筆政治獻金的時候,那就是號召當時g0v零時政府,一群人跑去監察院,每個人影印一部分的政治獻金拍照或者掃描,回來之後切成一小塊,瞬間幾千人就在線上鍵盤救國,幫忙把這一些東西辨識成試算表,當時監察院很緊張,因為就算每一格有三個人看過,有兩個人都覺得是某個數字,可能沒問題,還是不能否認也許有時沒有掃好,可能還是有一點錯誤。
對,都有可能。監察院就說這個資料不一定可信,我們可以很大方說「你做、你開放」,你用一個品質不太好、自己跑去開放的資料,去造成一股政治壓力,不然做這一件事之前,當時我還沒有入閣,立法院政治獻金的陽光法案永遠排在最後一案,不是不排,永遠排在最後一案。
對,每一次都屆期不續審,但當民間有公民不服從的情況出現時,忽然間給監察院很大的壓力,所以當然在後來行政院的協助之下,監察院真的就完全開放了,是今年才開始的事情,所以這是第一種方法,用草根的方式,像我瞭解有些人真的跑去縣議會相關的人物財產申報的地方,他是只能看、不能拍的,他就用默背的方法把它記出來,都有這一種方法。
那第二種方法,我覺得剛剛講的比較是由下而上的橫向改革,另外一個方法是由上而下告訴他說如果做某些比較透明的事情,對你是有好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