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們的人事結構比較特殊,因為有一個專門的權力,也就是考試院在決定滿大一部分的事情。
在我進來這邊之後,也發現其實研考架構,像國發、人總、銓敘,中間有很微妙的三角關係,好像很難在任何一長在沒有另外兩長同意的情況之下來推行大規模的改變,即使是請假從半天要改成一個小時,都要等快一年的時間,才能這三方面都覺得同意。
至於具體的做法,像很多人在倡議考委在減少人數之類,因為我不是學這一方面的,因此我不知道到底會不會有效,但我覺得這三方面,像管考、實際日常的人總作業,還有銓敘在制定規則的這三個部分,我覺得還是要先達到一個比較快速的迭代,也就是我們會先挑試點,做某一個東西,他不會造成太大的影響,但是我們試出來之後,是有一點結晶化,我們發現這個做法不錯、而這個做法不錯,國發會也不會吝惜擴散到其他部會,甚至地方政府,這邊當然就會需要人總的一些函釋來說這樣做是可以的,又要銓敘或者是監察院那邊,不要來說這樣是錯的。
其實審計這邊也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當我們引入外部資源的時候,其實很多時候會需要審計的方法,這個時候又需要監察院這邊的協助,所以這其實是跨了三院的事情。我想特別稱讚審計部的是,他們有一陣子用了「Join」平台,來做參與式審計,也就是以前他們看到一個新的做法,好比像本來的庇護工廠是補助特定的弱勢,但是台北市發明一個方法,是用0元租給這一些弱勢,但是讓他們自負盈虧的社會企業,前面是非常容易審計的,一個蘿蔔一個坑,KPI達成就達成,但後面是有一點像投資,也就是不知道最後會做得多好,那個彈性比較大,這個時候如果審計在以前的角色,很容易從行政的角度來看,好像是他來踩剎車,因為他沒看過,讓我們不能做這種改造。
從民間的角度來看,好像是他來阻擋創新,這一些社會企業也會覺得好像審計部因為看不懂,明明他們講得很清楚,而且國外也有先例了,審計部說難以審計,所以就擋住了,因此兩面不討好,但是透過參與式審計,在網路上就去問所有的人,說對於這一件事的疑慮是什麼,我覺得剛剛講的民間對行政院對提出建議,因為提出建議的人還是比較少,但是願意提出疑慮的人是非常多的,所以當審計部去問大家有什麼疑慮的時候,大家就會提出幾百個疑慮來,審計部就會蒐集成九個爭點,那一個案子會找負責社會企業的政委,這個時候我就要負責,我就要說:「這九個爭點,就要說這幾個方式來加以解釋。」審計部就會變成兩面討好,會回去跟民眾說:「你看你的疑慮,我們集合了,唐鳳政委已經加以闡釋,所以如果有問題不是審計部的問題,我的問題。」也回去跟地方政府說來做,就用這九點來做新的審計原則;如果最後沒有做出來的話,那就願賭服輸,你們說你們創新比較好,但是實際上沒有比較好的話,並不是審計單位卡著你們。
所以透過這一種公開、參與式的審計,審計部的正當性提高之外,這一種裡外不是人的狀況,得以緩解,等於透過群眾參與來重建正當性,而且讓有人,也就是我去吸收政策風險,所以像這樣的結構,我們應該要多推廣,就是隨著大家再有更多這一種公開、討論參與時,大家就比較不會覺得好像都會歸責於我。
我覺得在公行裡面,有一個用詞,也就是「accountability」,長期在公行課本裡面被翻成「課責」,最近翻成「當責」,或者是「問責」,這三個是最常見的翻譯。可是因為在中文裡面,本來「責」是「責任」的意思,但是很多人會看成「責備」的意思。
因此大家看到透過公開的參與式審計,達到accountability,大家忽然會很怕,是要問責、要責備我的意思嗎?所以我現在就比較都不會把那個字翻成跟「責」有關係,現在就直接翻成「交代」,對內要嘗試這一種新方法的人,給一個評估跟交代,對外即對這一些提出疑慮的民眾也有一個交代,因此是雙面交代。
在主動交代的過程中,我們就自然產生了責信,但你不用講「責」這個字。我覺得大家對於accountability的誤解,大家覺得很像不敢主動參加,我覺得很大一部分是限制出人事、銓敘、審計、研考的這四個單位,好像有一點緊箍咒的這種感覺,因為大家一看到accountability,都會覺得誰是不是要下台了、誰怎麼樣考績會被打丙等,但其實我們這套協作治理(COGOV)架構裡的accountability,並沒有這個意思。
我覺得這當然是一個可能性。因為像我剛剛講的,每一個部會借調一個人的這一種事,在別的部會如果不容易做,那只能在院本部做,但是我覺得我們實驗出一些心得之後,如果不去擴散,那又會造成權力過度集中在行政院,所以這其實是很需要拿捏的平衡。
如果不試一些新的方法在院本部,其實也看不太出來在別的地方有那麼大的實驗空間。但如果我們實驗太過火,那就會造成實驗的結果無法複製到其他部會或地方政府,尤其地方政府之前受到更多銓敘法規的限制,這個可能您比我清楚。
是,我們好不容易鬆綁一小塊,也就是資訊人員,以前到一個職等之後,就非到中央部會不可,因為地方政府沒有放得下他的地方,這個就造成我剛剛最早講的,也就是老手的經驗沒有辦法傳承到新手,因為還沒有真的變成老手,就必須離開他的學習空間,就會造成地方的職能,隨時都在蒸籠還沒有蒸好,把蓋子打開、把最熱的拿走,這樣的狀態。
所以我會覺得行政院院本部是很好的實驗場所,但是如果不把最後末端的,也就是這一些尤其是地方者的法規鬆綁掉,他們能夠運用我們實驗成果的程度就會很有限。
是的。所以像剛剛所說開放政府聯絡人,在每一個部會有一個橫向溝通的組織,台南市目前有使用,當然台南市有一些好處是因為他們之前有過比較開放政府的這一種做法,也就是當賴清德前院長也是市長的時候,曾旭正副主委當時是副市長,陳美伶主委當時是研考會主委,其實就有運行過這一類的橫向跨局處的溝通,所以他們現在在做的比較是明文化。
把它明文化有一個好處,也就是其他的局處,就算本來跟當年的巡迴公民論壇沒有關係的,也可以因此藉此學習,因為很誠實來講,我們每一個政府的開放政府聯絡人,其實他案量不一樣,有一些勞逸不均的情況。有一些是因為他的文化,有連署到他的手上時,就不是很想出來討論。有一些是事實上就沒有人,很少有人會來提案希望蒙藏會要做什麼。
但是他有一個好處是,像故宮的開放政府聯絡人,在此之前是沒有人提連署案給故宮的,但是他還是可以透過當桌長旁聽、學習等等,可以想說這一套東西可以怎麼樣用在故宮,所以也許不是只是照抄行政院的制度,也許在故宮是透過青年諮詢委員會,多運用他的創意工坊的東西來造成他們自己內部的創新,這個時候就吸收一些風險,可以說是被行政院指派來當開放政府聯絡人,因此不得不賴引入一些實驗性的東西,這個有一個依據,我想對各部會都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覺得並不是可以很簡單來說,我們這邊做了實驗,實驗的結果可以往外傳,反而是可以做實驗,而不會被降級、黑名單的感覺,這個倒是比較容易外傳,比起任何實驗的結果,我覺得都容易擴散。
要完全廢除官職等,或許不是那麼容易,因為現在不但有職缺的作用,也有銓敘的作用,他有各種作用。
但是確實這一些約定俗成的東西,像你一定到某個程度就要到中央,也許可以去逆轉。像國發會地方創生裡面,有一個逆轉的想法,也就是公務員可以回到家鄉,透過遠距工作的方法,甚至還是中央的公務員,可是他人可以在,當然一開始都是中興新村,因為人民需要活化,但是現在可以在全臺灣各地,像這個是把他實際的所在地、物理所在地,及他的指揮鏈脫鉤。
這個其實是很powerful,像日本是內閣資深的事務官,要升到一定職等之前,要先參加地方創生,要跑去他比較熟悉的一些縣,用中央的視野來帶領他們,過兩年或者是三年再回到中央來,這個變成是晉升必要的條件。
我的意思是,當然人才往中央流這個沒有辦法一下子廢止,但是我們可以創造一些對流的條件,其實像現在說臺灣人才外流,可能到了大學,研究所出去了,我一直覺得這並不是壞事。但是之後如果創業的時候,如果題目很適合臺灣,要帶一團人回來,以前的問題是創業的夥伴帶不回來,因為臺灣對外國人才限制非常重,但是最近兩年開始鬆綁,所以我們開始說有一團人回來。
如果我們說人才不可以外流,那也可以設立各種東西、阻擋人外流,就變成一個閉關鎖國的國家。我認為重點反而是鼓勵對流,地方跟中央是一樣的,我覺得我們應該鼓勵中央回流到地方,但是並不是地方就讓他們不能到中央,這大概也不是很合理。
Hello,我是唐鳳,非常高興在這邊跟大家在空中相會。
因為我事前其實有看到訪綱,在我的業務範圍裡面,開放政府、社會創新、青年參與,我們今天大概主要是聊開放政府的話題?
我覺得其實青年是整個社會的領航者,我們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裡面,最有影響力的一些連署案,大概都是15歲上下的朋友提出來的,也就是說即使還沒有投公投或投票的投票權,但這些朋友都會提案,好比像禁用一次性的塑膠吸管這一類的餐具,這就是一位15歲的朋友提出來的。
或者公投的時候,不應該違反國際的人權公約,因為人權就是保護少數,你多數去公投,一定贏少數,這個也是另外一位15歲的朋友提出來的。
簡單來講,我覺得青年是幫我們指引出社會公共利益的方向,所以不是我要給他們建議,而是他們給我的社會建議,我的工作是把他們的建議帶到公務體系裡面。
對,我覺得有兩個特點,一個是他們目前就是動員組織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強,這一個其實當時因為有參與318的時候一些通訊的工作,但是後來我們就發現在課綱微調案的時候,我們知道參與的人再小一個年齡層,但是其實因為他們是網路的原生族群,所以在組織上用的這一些網路工具,幾乎是完全不需要特別學習,就是他們平常溝通的工具就可以當組織的工具,不像數位移民,像我是12歲才開始接觸網際網路,我原生的思考還是用筆,所以看到我還在用筆。
對,但是還是有一個類比往數位的轉換,我們叫做「調變解調器」。(笑)
但15歲的朋友們原生就是數位的,所以在橫向組織上,他們完全有一種不孤獨的感覺,因為網路一個很核心的重點是,就算你在意的事情只有千分之一的人在意,但是網路就可以讓你在兩千三百萬人裡面,直接找到那個跟你相同在意的那一些人,所以這件事是任何人不管在意的事情再小眾,還是會覺得有2萬3,000人跟我有一些的想法,而且我知道怎麼找到那2萬3,000人。
所以禁用一次性塑膠吸管這一類的時候,從環保署開始要開協作會議的時候,瞬間可以動員到5、6,000人來連署,一定是環團的某一個大老,但出來一看是15歲的小女孩。
我想這裡面很重要的事情是,雖然大家都有不同的立場,但是都有共同的價值,因為我們如果一下子就跳到解法的話,誠如你說的,有8,000個人連署,把臺灣的時區改成跟日本一樣,連署人也是一位年輕人,改成「GMT+9」,又有另外一個年輕人發起一個反連署,又說臺灣的時區應該留在「+8」,因此我們內部都叫做「8+9」的提案。
這個提案一共有1萬6,000人,所以其實很大,但你真的看,其實是同溫層,因為大部分你到街上問說時區要不要改,他大概是一點感覺都沒有的。
但是他們因為有同溫層,所以會舉出各種是,如果你有夏令時間或者是改了時區的話,你可以節省能源、促進觀光、促進消費、可以促進金融市場,會舉出各種各樣不一定完全真實,但就是要用來支持理由,而且可以說服同溫層的一些說法。
所以我們到底要如何處理,當然是很頭痛,但好在我們在行政院裡面有一群人叫做「開放政府聯絡人」,他們的意思是要對內橫向整合所有相關的業務機關,當看到這一些論點的時候,就會知道經濟部的開放政府聯絡人會去聯絡工研院,工研院真的還試算過,如果我們用夏令節約時間的話,到底會不會省到電,結果好像只有0.000%的差別,但根本沒有差別,所以每一個部會的開放政府聯絡人,透過這樣的方式找到業務機關,逐一用事實來回應同溫層的論點,讓大家看到不會促進觀光,除非我們違反勞基法,也不會促進金融的交易等等,當我們這樣算出來之後,發現我們改一個時區,真的需要花很大的一次性成本,而且每一年還要花更多的社會成本,這個成本是可以量化的,當量化提出來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8」這一方、「+9」這一方邀來見面三分情,在網路上吵得很厲害,但是一起來看到這一些事實的時候,忽然就沒有辦法吵起來,而且大家後面的感受就會願意分享出來,所以「+9」那一方的感受是,要的是從上海、北京來桃園機場的朋友,逼著他們要改一下手錶,來彰顯這邊是一個不同的管轄領域,所以這個才是他真正想要的東西。
我們後來發現如果你要這個的話,其實有更有效的方法,不然人家講一句「一國兩制」,香港有不同的貨幣、很多大國有不同的時區就解決了,所以我們就說同樣是花這一些錢,能不能用別的、更有效的方法來讓國際知道臺灣跟PRC是不一樣的。
後來集思廣益,我們想說原來可以透過人權的方式、可以透過開放政府的方式,讓全世界知道好比像立法院裡面的性別平權是比其他地方不一樣的,我們有婚姻平權,我們花同樣的預算還更有效讓國際知道我們跟PRC的不同,這樣就發現,「+9」、「+8」的人都聽得下去,而且願意一起集思廣益去想說要怎麼花預算來達到大家的共同價值,我覺得先讓事實端讓出來,讓大家都退一步,找到共同的價值是很重要的。
對,絕對是這樣,而且我絕對不下命令,當然也不接受命令,所以簡單來講是,我不斷像滾雪球一樣,建議更多的人進來,事實上這是有一個實施要點,而這個實施要點裡面特別加了一個條款,我們暱稱是「冰桶挑戰條款」,就是如果有兩個以上的……
對,就是ice bucket的這個條款,就是權責機關如果有兩個以上,好比像衛福部覺得這個是交通部的事情,交通部覺得這個是內政部的事情,在裡面常常會推來推去,所以這個條款是,如果有爭議的話,大家都是主辦機關,一個都跑不掉,只能加人進來,不能說自己不想管。
像恆春要建一個空勤總隊、要放在恆春機場的連署案,因為有各種不同的解法,到最後我們讓內政部、國防部、交通部、衛福部、國發會一起跑去恆春討論這一件事。
不過其實我的辦公室本身就是完全以橫向溝通組成的,一般來講,政委大概只有一個或兩個機要秘書,這個是政委辦公室的標準編制,就是大概兩個人、三個人,但我們辦公室有二十幾位朋友,這一些人是哪裡來的呢?基本上就是各部會的公務員,很多會毛遂自薦說想要到唐鳳辦公室工作,所以我就跟當時的秘書長,也就是現在的陳美玲主委。
不會喔!來我們這邊每天都6點下班,我自己因為發現行政院有一個不成文的習俗,老闆不走的話,幕僚不敢走,所以我自己5點多就走了,有的時候我開會開到7點,發現辦公室只剩我一個人,所以生活品質是很好的,而且考績都自己打,所以其實對公務人員來說是很好的工作環境。
陳主委當時是秘書長,為了不要破壞制度太多,所以就達成一個協議,最多只從每一個部會調一個人過來,所以我們有32個部會,理論上我可以有32位同事,但是目前當然沒有32位的同事,為什麼?因為有一些部會沒有派人來,好比像國防部就一直沒有派人來,或是陸委會都沒有,我想我們都可以瞭解原因是什麼,因為激進式的透明,對他們來講太激進了。
但是做的那一些事情是不怕人知道,只怕人不知道的那一些部會,好比像內政、教育、文化、通傳等等,這一些其實都是很願意大家知道他們的工作,外交部再過了一陣子之後,等吳部長上來之後,他們也發現他們有公眾外交的部分,所以外交部也有派人來。
所以這些朋友們,其實平常我要求他們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所謂的「work out loud」,就是要放聲工作,工作的時候不要怕別的部會知道他們在做什麼,所以我們有一個共用的看板、聊天室等等,完全是用平行社群的方式,你在這個部會提出一個想法,你就要去lobby我的辦公室裡面別的部會朋友跟你一起做這一件事。
因為協作的架構本來就不是奠基在指揮體系上,所以我們所蹲出來的這一些政策,基本上都不會犧牲某些價值、成就某些價值,簡單來講,我們會自己在辦公室裡面,看起來很像零和的角力,找到部會間共同價值之後,端出對公務員都不壞的一些解決方案來。
我想其實地方反而比較容易做到的,因為中央其實在管的都是一些比較抽象的法律、法規、準則,比較難去快速地應變,所以我們在中央為了快速應變,還端出所謂的政策沙盒、法律沙盒、法規沙盒等等的方式,讓地方能夠說「我就是想要試一個新的跟中央法規不一樣的新東西,我給你一年的時間試看看,如果試出來,不管它是自駕車、無人機或者是金融創新AI理財這一些東西,只要最後地方證明了法規比中央的版本好,我們過了一年之後就把地方的法規變成中央的法規。」就是有這樣區域創新的系統,我們發現區域裡面的這一些縣市,現在比較願意開始跨局處提出一些案子出來。
在有這樣的可能性之前,當然很困難,因為每一個局處都有相應的中央部會,去縱向lobby絕對比他橫向溝通來得容易,但是我們現在是說你在做這樣沙盒的時候,你要先跨局處進行溝通,或是做地方創生提案的時候,要先在區公所跟產官學研社都開過會,你如果沒有做到橫向溝通的話,我們根本不會進入到審議的程序,因為中央創造出這樣的空間,所以我覺得讓地方現在開始比較願意橫向溝通,多成功很難講,但是至少是新的公務文化。
我覺得因為地方創生是很新的架構,這個架構我們目前都還在蒐集提案的階段,當然之前在所謂設計翻轉的那個階段,有一些里山等等的這一些架構,又或者比這個更早的,好比像台南做一些社區營造的朋友,好比像仕安等等,這一些地方都是大家耳熟能詳,這是陳美玲主委跟當時曾旭正副主委,等於把這一些地方的經驗,等於中央能夠端出一套如果別的地方也能夠像這一些地方一樣,產、官、學、研、社好好坐下來談出地方願景的話,我們就留10%的預算,專門留這一些由下而上的提案。
所以我會覺得它的範例,並不是在現有的架構裡面,都是在那個之前,可能20年的社造界裡面,我們看到做得比較好的案例,我們試著用地方創生來促成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