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覺得是這樣:我們辦公室的組成方法,可能您也知道,是在我入閣時,跟當時的陳美伶秘書長提出,說因為有相當多部會的同仁想要借調到院本部跟我一起工作——可能是知道考績會自己打、準時下班之類的——但無論如何這樣來的要求越來越多,當時我們討論說好像不應該漫無節制去擴大政委辦公室的編制,所以當時有一個約定是,從每個部會只能來一個人,如果有第二個人要來的話,就是一進一出,這個部會隨時有一個人在這邊。
像當時外交部還沒有人過來,後來發現外交部覺得他跟我們的工作其實有相關,就有派一位朋友過來,這一位朋友到一個程度回去當科長之後,再輪調另外一位,不會外交部同時來兩個人。
當然我們也有觀察到一些趨勢,好比像面對人民的部會比較願意來,如果純粹不面對人民,或有一些機敏性質的,像國防部、陸委會,也不會派人到院本部。
為何要從這個角度回答?因為我們在這邊是做一個實驗,而這個實驗是如果所有人都是自發的想要做一件事才要做,而不是用任何外在的方式,我的希望是,我們可以做出一些事,是不會犧牲掉任何部會的價值,而我們這邊唯一的要求是,任何部會的朋友來這邊提出一個想做事的時候,都必須讓所有其他部會在這邊的朋友知道。
因為每個部會是反應不同的價值,不然就組改成同一個部會就好了,所以這個折衝就會是內在我們覺得提出案子的時候,就要自動進行折衝,不然爭取不到其他部會的支援,所以這個前提之下,等於大家慢慢都變成像你所說的學習型組織,大家都學會用不同部會的角度來看事情。
我覺得這是「橫向領導」或者是「僕人式領導」很重要的一點。因為即使我判斷很精確,但那也只是在我的價值體系裡面判斷很精確,如果到另外一個部會,而這個部會的核心價值跟我的核心價值有別,此時不管我的判斷力再好,也不表示我的判斷對他的判斷有意義。
惟有當這些價值不太一致的朋友能夠圍在一起,願意想說「我們的立場不同,但是有哪些共同的價值」,例如像我們很常推的永續發展目標,也就是要下一代、下下一代到七代以後,比起現在更好,那這個大概是大家都可以同意的,我們再運用這樣的基礎去做事。
也不諱言,這樣的溝通成本很高,而且也常常討論到最後,原本提出的方案就決定不做了,這都有可能,但至少它有一個特點,不會因為外在的、好像被迫要接受一個跟你的價值不符合的價值,而去提案或者是去進行行動。
所以我剛剛回答你這個問題是,如果組改是有一個外在的價值,但是被改造的那一些,內心沒有辦法陳述這些外部價值,到底對他個人的價值如何集合起來?我覺得這樣子的組改,就需要讓這一些朋友們瞭解到,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組織?現在的單位要怎麼做?
我們在這邊,一開始就說其實我們唯一的價值是,我們希望跨部會可以互相協作。不一定完全信任彼此,但是至少理解到有共同的價值,這個是最主要的事情,我們是以這樣的心情在幫其他的編組跟辦公室。
對,你可以想像是好比教育部來的朋友,就是一個人,你可以想像如果教育部在這邊有50個人,其他各部會都只有1個人,大家基本上就是為教育部服務,任何人來都是。
所以多元性是很重要的。如果沒有這個多元性的話,很容易變成是哪一個價值看起來人最多,就會變成最有道理,但是實務上在施行的時候,碰到很多別的困難。這種情況,在我們這邊就比較不會發生。
就是「Bounded Rationality」。
你提到的順序,我覺得當然要從「參與對話達到基本信任」開始,也就是本來沒有很多信任,但是透過參與、對話慢慢達到信任。
但是我覺得這裡還是要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傳統上在運用溝通行動理論框架時,常常會強調說你的參與是帶著你獨特的生命經驗與專業,好像拼圖一樣,你拿你的這一份拼進來,為大家共同找出一個更好的、達到溝通理性的解決方案等等。但是我覺得,那是比較機械化的、線性的一種運用。
如同我剛剛特別強調的,英文叫做「suspension of disbelief」。像在看電影或是看小說,有一個情況下,你會暫時先放下成見,瞭解到這個世界可能跟你的不一樣,但是你為了要讓這個電影或是這個小說對你發生意義,因此願意把一些心理的不相信或是懷疑暫時放下,不是完全放下,不是看了愛麗絲夢遊仙境之後,就覺得那個才是真實世界,你必須要稍微放下一點點,才有可能用新的角度來看世界。
所以,我覺得參與在這裡,不只是把自己事實性、可理解的部分納入,更重要的是把感受性的部分納入溝通行動,就是我願意先去感受那一些跟我感受不一樣的人,到底是怎麼感受同一件事情的。
簡單來說,我們對同樣一件事情,好比像拿最近的一些例子來講,像氣候變遷,現在大家都說要減碳,但是不同領域的人、不同部會的人,甚至不同年齡層的人,你如果去作調查,對於氣候變遷的感受是非常不一樣的。
即使是科學證據上,大家都支持的情況下,那個迫切感、覺得一定要從自己做起的感覺,可能某些人有很強的動力,也有些人覺得其實也還好。感受是沒有對錯的,除非我們可以先稍微放下自己的感受,先去感覺到原來對同一件事,別人也可以有不同的感受,這個參與才不會停留在很浮面的程度,這樣的對話才不會只是資訊交換的對話,而是可以變成放下心中一些成見、比較深度的對話。
我們說現在要循共同的價值,如果沒有放下心中的情緒或者是成見,這個共同價值其實是並沒有的,我們只有共同認知的事實,這個確實是可以達到,但是沒有辦法達到共同的價值,所以這個放下也是很重要的。
胡塞爾當年還是比較個人的,是人跟自己經驗的對話。當然我剛剛講的,比較像伽達默爾,也就是哲學詮釋學的想法,我們可以無限逼近對方看事情的視域。雖然不可能完全達到,但對方的感覺後面必然有所本,除非可以融入他的視域,不然這個感覺後面的有所本,你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剛剛講了三個:先稍微放下自己的判斷,先願意瞭解對方有不同的感受;第二個是因為你融入對方的感受到一個程度,可以因為對方的感受,瞭解到新的生命經驗或是他為何有這樣的價值;第三個是你終於可以放下,看到也許一些我的成見已經過時了。
這個「放下」才是最重要的,因為你剛剛提到文化的轉型,好比說威權主義,那就是一套世界觀。世界觀其實都是自洽的,當你在裡面的時候,看起來總是非常有道理。除非你從內心放下,否則無論從外部舉多少的例子,好比當年有人覺得太陽才是中心、地球不是中心,你想要說服那一些覺得地球才是中心的人,那如果你只是一直舉出事實,他們就會一直加上一些理論上的一些修補,還是不會放棄他的價值觀。
因此要讓一個人是地球是世界中心變成太陽才是太陽系的中心,你可能是需要他這一種放下內在的改變,而不是在外面一直舉出一些事實性的東西,或者是逼他去看一些望遠鏡的數據,按照科學式,這個都是沒有用的。
對,衛福部也有一組人做這個。
應該這樣講,我們在做的其實只是建立一套系統,這一套系統是所有部會的,像以前只有國發會管考處跟監察院看得到的那一些季報表、KPI、做了多少的研究案、下個月多少採購等等這一些都可以直接上網、進行討論。
確實如你所說的,我們讓接近2,000個中長程計畫上網,民眾也有很多意見,但是我們沒有辦法控制機關要如何回應民眾的意見。也就是說,我們制定的是一套程序,這個過程不能瞞著大家不讓大家看到,或是有人參與的時候,不能有5,000人來但是你不回應。
但是我們很難控制,就像你說的,他回應的時候到底是很真心從中有所學習,或是他根本就覺得這一些朋友的提案是沒有道理的,然後就回應一般部長信箱一樣的,把它逐點回應完就結束了。
我們目前觀察到的是,如果有面對面、透過協作會議的方法,先瞭解提案人為何提出具體建議後面的感受,及後面的具體事實,各部會比較容易回應到那個真正的點,因為像也有一些在那個平台上,你也許有看到一些提案,希望內政部把我們的時區改成跟日本一樣,就是GMT+9,你當然也知道內政部不可能改成GMT+9,可是如果一開始是說不可能或者是不予參採,就錯失了一個很重要的機會,就是為何有8,000多個人想要改我們的時區?透過我們的協作會議,我們就瞭解到,是想要PRC來的人要調手錶、讓臺灣在國際上的能見度更高之類的。
雖然連署人往往舉出很多不盡完備的理由,像對節能減碳或者是交易、勞基法的落實、對觀光有所幫助等等,但因為當各部會就事論事回應這一些事實性的提議,而有所對焦。我們可以看到,不但有一次性的成本,而且每一年都要花不少錢,而且最後只要人家說一句「一國兩制」,其實什麼效果都沒有了,我們真的很難達到國際能見度的目標。
只有達到這樣的瞭解,我們才有可能導引這8,000多位想要改時區的朋友,想說同樣是花這麼多錢,能不能一起做出一些讓臺灣能見度更高的事?
很多人開始說,要多宣揚人權,像最近通過的婚姻平權,甚至是開放政府、永續發展的外交等等,這樣子就從剛剛講的這一種,好像有一點稍微懸置自己,先聽別人的感受、還要去體會別人或者怎麼樣,就會進入一個創造力的循環,才能「放下」一定要把時區改掉的成見。不但可以開始有創造力出現,內政部也會發現原來人家不是真的完全來鬧的,他們也有一些有價值的建議可以提出來,所以內政部後來在每一年的言論自由日或者是在這一些地方,就會特別著重這一些朋友在意的點,而不是去改時區。
所以我覺得每個部會如果接受到這些提案人的資訊不足時,一定是非常地防衛性,首先會認定這個解法是沒有道理的。但是我們如果停在這一層,而不去用協作的方式,我即使不認同你,還是願意聽你說話,合作是我們彼此關係已經很好,我們一起做一件事,協作是關係不怎麼好,說不定還是死對頭,但是我願意說暫時放下來一下,先聽一下到底有什麼要講的。
如果透過這樣的程序,我們的觀察是,大部分的部會在回應的時候,他即使不參採,也比較能夠把不參採的理由,說到讓這一些民眾能夠覺得好,但還是有一些可以貢獻的事。
有一些時候也不是完全不參採,只是那個時程,因為大部分的民眾並不知道,政府制定中、長程計畫去爭取預算,這一些東西都是半年、一年,至少是以「季」為期。雖然政府並不是想到可以做、瞬間可以生效,但是透過這樣的過程,讓民眾知道我們也願意讓好比像塑膠吸管,當時環保署有一個連署,願意把它減掉,但如果沒有規劃替代方案,造成的困難會比造成減塑或是減碳還要更多,所以我們必須要循序漸進。這也是讓民眾瞭解到我們的價值跟民眾是相同的,但是我們有一些可行性上的顧慮,這一些講完之後,也許民眾就會覺得也可以幫環保署說話。
或者像民眾認知錯誤,有一個連署是覺得感熱紙燒了不環保、會產生有毒物,但是討論完之後,發現如果你用感熱紙的話,反而不但沒有毒物,而且造成的環境傷害,其實比你用彩色紙去印當時傳單、或印一些優惠券還要來得少。
民間長期以來的誤解,透過這樣的對話得以解開,所以我不會覺得民主就是人民提的,政府一定都要接受、一定都要反映到人民滿意為止,我覺得「爭取客戶滿意度」在這裡並不是正確的事。
正確的事,是先問民眾想要達成這個的後面價值是什麼,讓大家看到公務人員跟民眾其實有相同的價值,然後不一定一開始的解法就是最後的解法,還是可以一起探索「我們如何」達成不同的可能性。
我不會認為哪一些部會一定永遠都是鐵板一塊,但是我也很承認有些部會傳統上面,不管開公聽會、說明會,跟人民溝通的方式,一向都會讓基層的承辦人覺得花時間,但不會增加決策品質,也就是蒐集到的雜訊會比蒐集到實際的資訊要來得多太多了。
所以我們現在致力做的,是運用一些新的元素,讓蒐集進來的雜訊可以過濾掉自己,或者自己可以純化自己,然後最後收到部長或次長層級時,看到的都是新資訊。有的時候成功、有的時候不成功,總之這個是我們在做的事。
是的。
現在在演化生物學上,也沒有說一定是漸變的模式,大家都知道即使在生物學裡面,也有所謂的間斷平衡論、災變論之類的,大家都以為本來是慢慢長,但是也有可能是彗星撞地球、氣候變遷,會突發增長,會遇到一個新的平衡態,我們再慢慢進行進化。所以並不只是在哲學上,現在在自然科學上也有相當多這樣想法,這個先敘明。
但是我滿同意的是,剛剛其實講了兩個面向,一個是如何融入別人的感受,放下自己的成見,我們講的第二個面向是,如何有一些新的概念進來,用學習式的方式去找出一些新的可能性,讓每一個參與的人都能內化這一個可能性,這是另外一個方向。
但我覺得把這兩個連結在一起的,還是一個自省的能力,不管是作為公務員也好,或是作為其他服務的工作者也好,我覺得都要常常詢問:第一個我自己是誰,我在這個組織裡,我作為這個組織內跟組織外的橋梁,我正在做什麼工作?
這一件事其實每一天都不一樣。我們討論組改,就是在挑戰以前每一個人被賦予一個特定的職位,好像這個特定職位的指揮鏈裡面,只需要做固定的角色工作。但是我其實看過很好的公務員、很有創造性的公務員,像葉寧常常舉他自己當例子,他說並不是因為在承辦或者是科長或者是什麼不同的職等,就很像要壓抑住自己的創造力,任何時候你覺得對這件事有一番見解,只要把這個見解有很明確的方式,讓你的同事知道,這個見解本身就有力量,不是這個職等本身給你力量。
要形成一番見解,就必須要不斷審視,以現在在這一個位置看到的資訊,在融入旁邊的人的感受,又有一些創造出口的時候,那自己在這個中間起到轉化的作用是什麼?這個作用跟內心轉化力量連結緊密的程度,我覺得是決定在組織改造的時候,這個個人能夠多大去內化這個組織改造的動能。
如果一個人跟創造的動能是非常遠的,等於有多少指令來做多少的事情,也就是完全異化的狀態,即使我們放再多學習型組織的框架在這兩邊,其實個人在這中間,反而很可能更覺得無力。因為以前還有一個很明確的軌道可以走,但現在看起來什麼都可以做,但又沒有明確命令的時候,其實就有一段難以找到方向的情況。
所以我會覺得沒有辦法一蹴而及,但是我們儘量在小的、先不求傷身體,就是不會造成公務員額外的風險、盡量不造成公務員額外的工作負擔,而且也會適度有credit的情況下,讓大家做一個小的試驗,即使沒有實際造成改變,至少不會對你的陞遷有太壞的影響,也不會對你的工作讓你每一天都要加班到10點,也不會因為你的長官創造額外的風險。
其實我看很多國外類似的改革,他們都是想要拿這三個,也就是工作的簡化、風險降低、有更好的成就感,好像彼此交換,比如工作多一點、換一些成就感,或者是多冒一點險可以減少一些工作量或怎麼樣。但是我覺得除非整個舉國上下,所有的公務員都能認定共同價值——可能只有戰爭的時候才有這樣的情況——不然這三個是沒有辦法彼此交換的。
所以我們在做的大概都是柏拉圖改善,就是不犧牲任何兩個的情況下,稍微把另外一個做多一點,這是對你問題的具體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