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會講是哪兩個部會,我可以說有興趣的是什麼。
其中一個部會有興趣的,他也有分享他們自己運用AI,因為他們也要照顧到所謂的涵融,所以他們會說好比像有一些公開的演講、會議或者是一些公開討論時,他們想要自動上字幕,因為你知道德語是看字唸音,理論上語音辨識比較容易才是,但是實際上他們只要一講快,尤其是空白不知道放哪裡的那一些字,其實他們很需要這一種即時字幕的支援,一方面是讓各種不同包含聽障等等,不是以德語為母語的朋友可以有即時自動翻譯的能力,二方面也是這樣子留下紀錄也是比較容易的。
他們也在想說這樣子如果行政部門的程序都這樣子留下逐字紀錄的話,會帶來什麼立法跟司法部門不同的結果,因為我最近三年所有主持的會議都有逐字紀錄,所以我就可以很容易讓他們知道其實我已經這樣做三年了,在行政部門有很多好處,包含說做調查報導的記者就不用獨訪,就可以馬上知道一個政策形成的過程等等,這個是其中一個部會。
另外一個部會感興趣的是,我們在總統盃黑客松用了一個新的方法,叫做「平方投票法」,剛好我明天跟平方投票法的發明人也會一起辦一場活動,他的書德文版才剛出,叫做Glen Weyl,但是無論如何透過這一種平方投票法導致的結果,是選出20個總統盃黑客松的案子,有5個每一年總統頒的獎,這5個就變成全國的政策,我們用盡一切方法讓它發生。
好處是因為大家都可以投票,而且投的過程中是自己去配票,前20名很可能是非常多人已經加入過、覺得是已經支持的,不會像一般投票的人一樣覺得自己輸了的感覺,會讓大家最後這5隊或者是20隊的正當性變成增加很多,而且也讓我們的「Join」平台,也就是投票身分認證的平台,像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現在已經有1,000萬個使用者了,考慮臺灣住的人是2,000多萬人,其實是非常大的數字,透過這一種社會創新來凝聚大家想要參與公共政策力量,而不是需要等兩年或者是四年才能做,這個是另外一個部分很感興趣的事情。
我覺得很棒,我們今天其實也才剛跟柏林的新創圈,就是在這一個行程的上一個,在瑙曼基金會(FNF)有了一個快速的對談,我當然跟他們本來就有一些聯繫,裡面有一些人,我在上個禮拜,這邊有一個叫做United Nations of Innovation,也是FNF辦的活動,他們邀了臺灣的g0v來了好幾個人,好像四個人,也是來分享臺灣在公民科技方面的經驗,不是只有我有聯繫而已,而是公民科技圈跟公民科技圈有所聯繫。
第一個,我是覺得他們創造的能量很棒,而且剛好他們在解的題目,好比像怎麼樣在GDPR的隱私保護底下做一些一方面可以照顧到隱私,二方面讓生活更方便一些讓人更信任彼此,不是由上而下一定逼著人去變成大數據一部分等等的發展方向,我想他們的方向跟我們非常接近,因為我們也在往這個方向發展,我們也在取得GDPR適足性的認可。
但是當然他們也有一些想法,德國目前對於微中小企業要進入他們資訊的採購等等,他們有一些做法,像prototype fund等等,但是都比較不是一個很大規模的這樣一件事,在臺灣我們有法規沙盒、我們有新創採購、有總統盃黑客松,有民生公共物聯網等等,這一些對於新創來講都是非常有幫助的,因為可以直接接到政府資訊服務的一部分,不需要一次做到取代掉大的系統整合商,他們花了很多時間來問我非常細節的問題,像資訊採購契約範本要怎麼寫,才可以同時讓大的企業跟小的新創都可以參加政府的數位服務等等,所以我是覺得我們也有一些滿多可以貢獻的,在這一個方面。
在各大州辦的活動,我人能去就去,我人不能去就開一個機器人去,所以其實這一次等於是讓他們理解到其實我們不是只是Digital Democracy,事實上不管是假訊息的危害防制,我們在剛剛講的總統盃黑客松裡面,很多解決是環境問題等等,不是讓大家更能夠參與政策,也是包含讓大家更能夠解決社會問題,這一個其實是瑙曼基金會……因為他們之前比較講liberalism,是交給私部門,但是我們等於把社會部門,我們跟他們說社會創新也是一種創新,不是產業創新才是創新,這個也是一個等於讓他們多了一套論述,就是當他們在講創新的時候,不只有資本主義那一套,也可以有很多公民社群參與。
差不多,加州已經差不多了。
其實有些矽谷企業也不覺得自己是美國的,他們自成主權。
我覺得還好,像人臉辨識,這個臺灣也開始覺得這真的是能免則免的一件事,這一、兩年尤其如此,大家的意識變得比較好。
對,我覺得應該這樣講,所謂的個資最小程度蒐集,其實並不是一個哲學性的東西,這個是非常現實的經濟問題,其實我們的個資法本來是歐洲體系的,本來不能以合約拋棄任何把個資託付給你的人,請求副本、刪除的權利、更新的權利、要求解釋的權利等等,只是如果沒有人行使這一些權利,你多蒐集個資就沒有成本,而只有好處。
但是只要大家越多行使這個權利,其實客戶服務的成本非常高,所以只要大家越多行使這些權利,大家就會越瞭解到你還是只蒐集你最需要的那一些就好,而且目的完成之後就清掉,因為之後很麻煩的,之後很麻煩的這個其實有一點像我們在購物習慣的改變,像在以前,大家隨手拿一個塑膠袋、塑膠吸管,這個就是沒有理解到會造成環境的一些不利的外部性,大家慢慢發現改變習慣的話,其實並不是很抽象地做環保而已,而是這個是很潮的事情,大家都開始這樣做,這個時候私部門就會受到壓力,因為如果還在用好比像非循環的耗材來做過度包裝,或者是還再給塑膠吸管,在臺灣就會開始……可能沒有到抵制,而是開始有一些距離。
所以我會覺得我們現在看到臺灣慢慢跟歐洲一樣,開始在個資過分蒐集的這件事上,開始有社會抵制的感覺出現,在公部門也是一樣,如果公部門逾越所需要的比例去蒐集個資,尤其是臉部辨識的東西,現在大家一般都會覺得為什麼要這樣子,所以我會覺得這一、兩年開始有改變。
我們的行動支付是在比較方便的時候,大家比較自願地使用,你剛剛說用一個卡,其實大部分是用手機,之後是手錶、手環之類的,並不是我們不讓人民這樣子使用,而是大家覺得這樣子真的方便,而且是對自己的隱私沒有妨礙的時候,才這樣子去使用,我們不會為了去衝這個KPI,因為我們如果要衝KPI的話,其實我們只要說我們接下來一年就是不刷偽鈔、不設ATM,馬上行動支付率就破表了。
在肯亞或者是哪裡就是這樣子的,我是說ATM的部分,並不是偽鈔的部分,所以KPI沒有好處。但是對一些朋友來講感應式支付,或者是少帶一些東西或怎麼樣,並不會覺得好像要擋他,所以還是有一些行動支付的incentive,但是我們不會說你非這樣子不可,不這樣子就跟不上時代,因為我們最後的目的還是要讓大家生活更方便,並不是要讓大家生活對政府更透明,當講透明的時候,一定是講施政對人民透明。絕對不是人民對政府透明,沒有這樣的事情。
看子維有沒有要補充的?
對,非常扎實,洽邀都邀到非常高的層級。然後人家的Twitter也可以不妨稍微引用一下。
對,很友台、非常友台。
南德日報。
對,Süddeutsche Zeitung。
其實像我在來歐洲之前,我才被召喚到除了剛剛講的United Nation of Innovation,羅馬大學也把我找去,我也在羅馬大學跟他們在那邊討論。
為什麼羅馬大學會找我?因為那一位教授有到我們威尼斯雙年展的臺灣館,就是鄭淑麗的展。鄭淑麗的展之一,就是把我從台北用一個機器人抓去那邊跟大家唸詩、聊天, 然後後來羅馬大學這位教授就非常impressed,因為可以節能減碳救地球,就是不用飛飛機,所以在羅馬大學就自己買了一台機器人,我就是第一個用的,因為要教他們動線怎麼操作。
在羅馬大學的人就坐滿了,我們駐處的同仁,外交部最後一個問題是他問的,我就開到他面前跟他互動,然後他就說順帶一提「不用到機場接你真好啊!」(笑),不然都要早上一大早去接機。所以我就跟駐處說,有任何活動都可以跟羅馬大學借這一台機器人,因為我隨便什麼活動都可以進去,因為我們知道聯合國不查機器人的護照(笑),這個也是現在歐洲大家都學會這一件事,所以有事沒事就把我召喚一下。
有啊!很容易租。
沒有,我們這一趟就是兩個地方,就是海牙、鹿特丹、阿姆斯特丹及柏林,在海牙待了比較久,等待兩天,我們前面在衣索比亞,是滿遠的。
對。
謝謝。
其實你們一宣布組黨、消息一出來,我的臉書馬上被洗版。已經忘記具體第一則是什麼,就是所有的人都在那邊講。
然後,我去行政院福利社買東西的時候,就聽到我們年輕的同事在旁邊說「沒有報到黨員成立大會」,所以這確實非常popular。
其實我們跟國際海盜黨的組織,有非常多學習的部分,好比像我們的「Join」平台裡面,連署的那一個功能,就是從Better Reykjavík,從冰島最棒黨的主張而來。
他們所設計出來公民參與的方法,其實我們用到很多,不管是最棒黨,或者是五星運動,或者是海盜黨等等。
你之前有提到過很歡樂的那一些黨,其實一直是我們合作,可以說是盟友。所以我一聽到歡樂無法黨,大概就覺得是不是要做一個類似的事情。
確實是。這種大型的公民教育,讓大家知道政黨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甚至透過歡樂的方式,讓本來覺得對政治很無所謂,或者離我距離很遠的這些朋友們,可以去認識原來選制是這樣子、原來有柔性政黨、原來我們的柔性政黨不是人家的柔性政黨等等。
這一些教育的作用,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就像你在啤酒黨等等的那一支介紹影片講的,總是你要先感興趣,才會願意去認識政治。
其實就像我送的花籃(「 得其歡樂 」)。我如果真的是送香菜的話,大概就會造成……
對,比較沒有那麼歡樂的結果。但是因為送的是貓薄荷,誰會反對貓薄荷呢?貓也不會反對貓薄荷,你們的榮譽黨主席也不會反對貓薄荷的,雖然可能沒有那麼大的興趣。
但是我的點是,如果我們現在要促進大家彼此聆聽、彼此對話,這樣子點點滴滴的各種各樣嘗試,包含在 2015 年左右,一起弄一個「 政問 」的節目,其實當初的目的也是透過設計,包含視覺的,包含音樂的、場面的、對話的、空間的設計,讓大家進入「即使不同意你的看法,至少願意聽聽看你講什麼」的做法。
當然,現在有非常多的朋友們在做類似的事情,我們有「 多粉對談 」、我們有總統競選過程中 協作式的事實查核 等等。
每一個,其實包含像 P#實驗室 ,當時他們一開始要launch的時候,也是隨機像你現在衝過來要採訪我,我也是錄了一段給他們。
我對所有這樣試著促進對話、凝聚共識的方式,其實都很有興趣,覺得應該多鼓勵。
其實我是覺得,我們保持勇敢自信、共同體的感覺是最重要的。
因為其實絕大部分不管是假訊息的危害等等,最重要的目的並不是要讓誰當選、誰落選,而是破壞對於民主制度的想像,大家會開始覺得說民主是一件很爛的事情、不可能達到共識、不可能達到彼此傾聽。
因為這樣的關係,我們反而是要說,如果像這樣子比較歡樂的東西,可以讓本來覺得政治是很討厭的朋友們,可以因為這樣的關係,開始願意多瞭解一點,在瞭解的過程中可以發現不需要是這樣子,在國外別的時候,有一些別的發明、別的機制,可以讓這一件事情變得比較容易讓人願意積極投入,這一件事,我覺得它本身就是很有啟發的價值。
所以我會覺得說,當然大家覺得說我們面對各種艱鉅的挑戰,必須要嚴肅以對,這樣子想一點都沒有錯。但是嚴肅以對的時候,我們如果要不被分化的時候,我們也必須要有一些別的情緒,讓大家覺得我們沒有被分化,我們中間,其實是一個大家可以還是過著的、還不錯的日子。過不錯日子的時候,大家就可以集思廣益,在心理放著一個餘裕的空間。
這就好像說,如果你碰到一個人,他碰到一件很悲慘的事情,你如果只跟著他一起哭的話,其實你沒有解決他的問題,那就只是sympathy、只是同情而已。你如果要empathy、要有同理的話,你自己心裡要去想到自己心情比較好的那個時候,但是你一面要聽他的實際狀況。這個時候,你才可以在被傾斜、傾聽的時候,慢慢回到自己比較正常的狀況,並且在這個過程裡面,真的想出狀況比較好的解決方法出來。
可以。其實有一個哲學家叫做Nussbaum,寫了一本書叫做《憤怒與寬恕》,他的一個基本的論點是這樣子的。
如果有看過「腦筋急轉彎」的話,可能知道腦裡有一個控制台,每次有不同的情緒可以去占領。在一個人還是小孩子的時候,他很容易碰到一件事就是一個情緒去占領,隨著我們年紀變大了,它們就會開始混合在一起,每一件事情你可以用不同的情緒去看他。
但是在這裡面,我們有憤怒的情緒,它是一個負向的情緒,就是你覺得有一件事情不公義了,有一個人受到不應該做的對待等等會感到憤怒。憤怒時你如果沒有辦法做任何事的話,其實是非常具有破壞力的一個情緒,那特別是在社交媒體上,當你收到這樣子憤怒的訊息,不管是真的、假的,這一種負面的情緒,加上這一種無力感,其實會讓人動彈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