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而言之，現在考試院同意了。
在有PO以前，大家都不想當幫貓掛鈴鐺的那個人。現在不用老鼠出來，那個鈴鐺會自己掛上去，這個是我們早期贏取信任很重要的一點。
到了中期的時候，大家發現這一件事如果不想協作，我是不會強求、強迫大家，而且在過程中，我一些早期犯的錯誤，像十個日曆天中間有連假，還得導致大家加班看逐字稿的這一件事，只要一提出來我就馬上修改，所以大家會覺得滿好商量。
到今年5月是滿重要的一個點，因為報稅案上線，大家真的發現那一些來連署的朋友們進廚房炒出來的還不錯。不只是個別公務員的榮譽感提升，而是整個公務系統的榮譽感提升，到這個時候就比較好做事。
但也是花了一年半的時間，才累積到這個程度。
是，那時是以顧問的身分。
像賴清德院長要就任的消息傳出那天，我記得剛好是去年9月的PO月會，我當時說：「PO制度是以各部會常任事務官組成的，所以不受今天新聞影響。」
意思是，不管我在任何一個位置，即使我不在內閣裡，還是可以用顧問的身分，繼續協助大家。
因為這一套是常任文官系統，並不是我不在、這套系統就不在了。
賴院長上來之後，PO系統變得比之前順暢許多，主要是陳美伶主委非常瞭解要做到每一件事，需要什麼法規制度的支持，因此國發會的管考能力及實質協調能力都大幅增加。
在院長和主委的支持下，開放政府聯絡人的要點，才能順利變成院核定的要點。你看那個要點，政委的角色沒有那麼重，而是一個自行運作的關係，而且按照那個要點很容易擴散到其他的地方政府。
在去年12月「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開放政府聯絡人實施要點」核定之前，PO和協作會議都是實驗，從那時開始才變成行政院的一部分。這個跟「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實施要點」是一樣的道理。有明確的要點，才不會有哪一任的政府上來說，我們原本有提供的、現在不提供了。大家都再往前，不可能往後退，所以我對於這個要點的核定是很高興的。
開放政府聯絡人，不管是不是叫這個名字，重點是有跨部會協調，對三、四級機關協調及對外協調的能力，我在意的是這個能力跟空間的培養，是不是叫「PO」都無所謂，至少這個要點確保不管是誰來，都有這樣的架構可以繼續下去。
就像剛剛講的，水溝通了，也不會大張旗鼓。
用Illustrator就可以了。
怎麼推坑是……
我們接下來還有英語、西班牙語等等。
是。而且也很誠實地說，我們擴散的方法是出口轉內銷，盡可能到大的國際場合，像我剛入閣是到巴黎的OGP Summit，今年是到紐約，書漾才剛從倫敦回來，也帶了那邊的朋友。書漾接下來要去澳洲。
而且有SDGs之後，我們現在開發的這一套協作式治理，在國際上逐漸成為公民團體的最愛。
世界上對SDGs裡面被氣候變遷或者是什麼影響的人，他們自己學會這一套方法的話，這一套語言、協定跟所有類似方法的人是通的，這一件事他們就發現不一定需要爭取本國政府的支持，他們可以透過像IGF這樣的平台，讓各地都知道他們實際的狀況，然後說不定可以解決他們問題的人不是來自他們的政府，而是來自其他的地方。
我覺得國際連結、多方利害關係人協作式治理的概念，不需要我們特別去推，全世界都已經有發現到一個好的hashtag，概念都可以帶出去，我覺得這個是很好的趨勢。
辦工作坊是比較快的。我們會去加拿大FWD50，也是因為有Digital Nations網絡。
像總統盃黑客松，其中有一隊是台水希望透過人工智慧來解決漏水問題，團員也有行政院院本部資訊處的分析師，是以個人身分報名活動，幫忙解決台水解決漏水的問題，應該是下個禮拜就會去紐西蘭，而且是待三個月幫他們解決問題，等於是AI輸出。
因為像Digital Nations，如果不是在營運層面有這一種彼此互相派fellow，那就只是剪綵而已，沒有任何意義的東西。
我們說都是說Open Source、在Github上，大家自己去用，但沒有人帶過來解釋跟把脈絡翻譯的話，能夠擴散的可能就只有像sli.do這樣的小工具，很難有更深一層文化上的轉變。
所以我們去加拿大應該會比較擴大試著策展工作坊、試著一次讓Digital Nations裡面的人大概都比較清楚我們的改變理論，然後看有哪一些可以帶回去的。裡面有一些像韓國、以色列，也都是促使我們把教學內容在地化的機會。
在那之後我們會透過一些網絡，像CrowdLaw的網絡進入到他們的教程裡面。有一個叫Nesta的智庫就已經把vTaiwan做成教程了，會說為什麼臺灣可以，而他們做不到，而因此要求各國去做這一種事。但是他們拿的比較像我入閣前的改變理論，那個比較像對民間的組織社團，對政府可能政務官層級有一些說帖，我那時還沒有入閣，也沒有發展事務體系的改變理論。現在把這一塊補起來，可能11月工作坊之後……
等芳睿的paper寫好，也可以有一些公共行政學的貢獻，大家才可以拿這一套展開，然後發展他們自己的教材教法，到那個時候我們就不用自己到處講。這最早也是明年年初了。
不過前面也是一樣。
可能要用實際經驗講？像健保署的狀況，在第一次協作的會前會，PO就請業務同仁跟著副署長來，所以要先取得他們那個機關的政治授權，說這一件事的程序部分，就交由政委來督導。
但是「政委來督導」五字在我們這邊是立刻數位化，會變成好幾個政委。像我常常在會前會的時候，常常只是負責開場說：「我在這邊的唯一意義是有逐字紀錄」，這一種狀況也屢見不鮮。（笑）
當然，如果人家的署長來或者是副署長來，我還是得在，就是給他們的長官看，也就是向上管理。但是如果今天他們實際做事的人來，我真的就是打聲招呼，然後說：「接下來交給主持人團」。
主持人團包括芳睿、雨蒼、君翰跟書漾都有一個特點，就是抱持著一種「我是來幫你忙」的心態，不是「我是為你好」心態，這樣大家就會比較自由。
「為你好」的話，是我要替你決定目標。「來幫忙」是你設定價值、我幫你實現。
這對事務體系來講，其實也有一點文化衝擊，因為院本部的專委、機要秘書、研究員、專案顧問，今天用「公僕的公僕」的姿態出現，其實大家大概都不太習慣。
可是因為這些人就長這樣，所以要他們拍桌子下命令，好像也做不到。
健保卡第二場協作會議，我覺得很棒的是，真的有把第一次協作會議的爭點、手冊及相關的東西、重要結論，真的是有讓第二場會接著第一場的感覺，這個是非常少見的。有些分區會議，常常北、中、南、東是四場完全不相干的。
這個很重要。
這個還是擬稿階段資訊公開的問題。「全民健保給付範圍」是臺灣最早使用審議討論的場域，其實署裡對這個並不是很陌生。
我還記得副署長，因為這個都有逐字稿，我直接引用逐字稿內容，在第一次準備會的時候說：「我們有一點困惑，是第一場先跟大家講什麼，然後讓大家來討論，這個內容很顯然並不是我們現在預想的，不是先有一個proposal？」
當時我說，是這種情況才真的可以討論，來的利害關係人才會是不是被你摸頭、不是幫你背書，不是已經寫好大綱，幫忙填一些關鍵字等等的情況，而是真的有可能發想，把健保卡的未來往大家要的方向帶，而不是健保署已經有一套想法，而你只是抗議或是贊同而已，所以是真正多方，而不是雙方的。
當你已經有一個草案的時候，再多的多方都會變成正、反兩方，我說這個階段是最適合的。
但這真的是有一點面子問題。政府出來，然後「說我們要討論，是因為我們真的不知道怎麼做最好」，這樣真的好嗎？
對，我就說：「沒有關係，我會在。」他說：「是在健保署開會，政委要來指導？」我說：「我在就是吸收風險，有什麼問題就是我的問題。」
我的功能真的就是告訴同仁說，他們其實都很會討論，但是這次可以在 雙菱形 不要等到第四個quarter，而是在最前面的部分就來討論。
如果長官們覺得沒有面子，可以讓他們覺得是唐鳳沒有面子就好了。這個情況下大家很願意下去做。
就像林書漾所說的，如果PDIS是拿著先進的武器教你們使用的態度，健保署當然只能唯命是從，但是因為院本部是這一種「你缺什麼我們再來補」的態度，反而他們的專業可以發揮，有一種「我們是主角，因此要自己來」的態度。
當然，這也是因為衛福部的team是最強的PO team之一。
工具不適用就馬上丟掉了，我們汰換工具的速度非常快。
自己講的喔！（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