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關係。我家裡的長輩都是軍公教，所以其實很瞭解他們的思考方法。
我記得有一次自己打逐字稿，當時是跟國發會高副主委和一些民間朋友，討論如何一起做開放資料授權。
當時我打了逐字稿，公務同仁就很緊張，因為覺得就會出去了，我就當著他們的面把所有可能造成放大、衝突、斷章取義的地方改掉。
高副主委就很驚訝，為什麼我都知道他們擔心什麼事，我說：「我家裡都軍公教，我當然知道。」（笑）
我的定位就是「公僕的公僕」。
吸收大家的風險、偶爾幫他們省一點力氣、或幫大家創造一些成就感，但最主要的還是降低大家的風險。
當時民間在討論資訊一條鞭的事，這個民間倡議很久，然後許多公務同仁都很害怕。
大家都已經理解到主計一條鞭、政風一條鞭，在自己的部會當中，有些超然獨立地位的朋友，來確保我們做的事是沒有出錯的。理論上很棒，但在感受上，誰也不想被主計跟政風約去談，所以大家很怕PO是不是另外一條鞭。
首先最重要的是因為他是常任文官，你也趕不走他，他會一直待在那邊。
第二，我們一開始處理的案子是國旅卡案，當初大家都發現國旅卡這個案子裡，公務員承受了很不必要的罵名，這個是公務員強制休假，他不能折算加班費的某種補償，但是在民間大家覺得公務員拿國旅卡是一筆額外的錢、很棒的福利，所以當時民間是在說國庫因此每年花了多少億。
因為那個協作會議，我們真的去算，如果真的讓公務員有一般的加班費補休折算的話，國庫要額外多花幾十億。
因為國旅卡，而公務員的福利被平均下來扣了幾十億，國庫有省錢，簡單來講這個並不是酬庸、而是「負酬庸」。
後來大家發現逐字稿、「Join」平台的公開回應，有踩一點剎車，原本只能跟團，後來跟高鐵都可以使用。而且那個污名，等於是行政院第一次公開承認這個是替國庫省錢，是讓公務人員有所犧牲。這個對大家其實是有幫助的，不需要擔負這一種不必要的東西。
第二案是公務人員組工會，勞動部說會往工會或者是至少把協會的協商權擴增等等這一些東西，試著研議如何放寬。
然後陸續像公務員請假，以前休假都是半天、半天請，從這個月開始可以一個小時、一個小時請；強制數位學習時數也取消了。
公務員自己動員、自己連署，自己就是提案人，自己透過協作達到部分訴求的滿足，我覺得對部會同仁來講，PO不完全是來壓榨他們的，PO多少也有幫他們發聲。
「以時計假」那一案就看得非常清楚，你需要通過考試院，以前行政院根本不會主動提這種案子。後來各部會在協作會議投票說這一案要納入協作，因為大家都是利害關係人；再者，因為有PO投票，所以人事行政總處發函問各部會：「請問你們是不是同意我們休假可以用小時來請。」大家也都同意，所以人總就有一個依據。
在公部門當中「依據」是最重要的，如果沒有的話，什麼都不用做。人總就告訴銓敘部說，本院各部會都同意，銓敘部就擬了一個案子到考試院。考試院會的委員說，不能只用「全國多少公務員贊成」來當作依據，必須要寫成完整的論述，像少子女化、高齡化的現在，公務員要照顧多少家庭等等，銓敘部又擬了一些論述。
總而言之，現在考試院同意了。
在有PO以前，大家都不想當幫貓掛鈴鐺的那個人。現在不用老鼠出來，那個鈴鐺會自己掛上去，這個是我們早期贏取信任很重要的一點。
到了中期的時候，大家發現這一件事如果不想協作，我是不會強求、強迫大家，而且在過程中，我一些早期犯的錯誤，像十個日曆天中間有連假，還得導致大家加班看逐字稿的這一件事，只要一提出來我就馬上修改，所以大家會覺得滿好商量。
到今年5月是滿重要的一個點，因為報稅案上線，大家真的發現那一些來連署的朋友們進廚房炒出來的還不錯。不只是個別公務員的榮譽感提升，而是整個公務系統的榮譽感提升，到這個時候就比較好做事。
但也是花了一年半的時間，才累積到這個程度。
是，那時是以顧問的身分。
像賴清德院長要就任的消息傳出那天，我記得剛好是去年9月的PO月會，我當時說：「PO制度是以各部會常任事務官組成的，所以不受今天新聞影響。」
意思是，不管我在任何一個位置，即使我不在內閣裡，還是可以用顧問的身分，繼續協助大家。
因為這一套是常任文官系統，並不是我不在、這套系統就不在了。
賴院長上來之後，PO系統變得比之前順暢許多，主要是陳美伶主委非常瞭解要做到每一件事，需要什麼法規制度的支持，因此國發會的管考能力及實質協調能力都大幅增加。
在院長和主委的支持下，開放政府聯絡人的要點，才能順利變成院核定的要點。你看那個要點，政委的角色沒有那麼重，而是一個自行運作的關係，而且按照那個要點很容易擴散到其他的地方政府。
在去年12月「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開放政府聯絡人實施要點」核定之前，PO和協作會議都是實驗，從那時開始才變成行政院的一部分。這個跟「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實施要點」是一樣的道理。有明確的要點，才不會有哪一任的政府上來說，我們原本有提供的、現在不提供了。大家都再往前，不可能往後退，所以我對於這個要點的核定是很高興的。
開放政府聯絡人，不管是不是叫這個名字，重點是有跨部會協調，對三、四級機關協調及對外協調的能力，我在意的是這個能力跟空間的培養，是不是叫「PO」都無所謂，至少這個要點確保不管是誰來，都有這樣的架構可以繼續下去。
就像剛剛講的，水溝通了，也不會大張旗鼓。
用Illustrator就可以了。
怎麼推坑是……
我們接下來還有英語、西班牙語等等。
是。而且也很誠實地說，我們擴散的方法是出口轉內銷，盡可能到大的國際場合，像我剛入閣是到巴黎的OGP Summit，今年是到紐約，書漾才剛從倫敦回來，也帶了那邊的朋友。書漾接下來要去澳洲。
而且有SDGs之後，我們現在開發的這一套協作式治理，在國際上逐漸成為公民團體的最愛。
世界上對SDGs裡面被氣候變遷或者是什麼影響的人，他們自己學會這一套方法的話，這一套語言、協定跟所有類似方法的人是通的，這一件事他們就發現不一定需要爭取本國政府的支持，他們可以透過像IGF這樣的平台，讓各地都知道他們實際的狀況，然後說不定可以解決他們問題的人不是來自他們的政府，而是來自其他的地方。
我覺得國際連結、多方利害關係人協作式治理的概念，不需要我們特別去推，全世界都已經有發現到一個好的hashtag，概念都可以帶出去，我覺得這個是很好的趨勢。
辦工作坊是比較快的。我們會去加拿大FWD50，也是因為有Digital Nations網絡。
像總統盃黑客松，其中有一隊是台水希望透過人工智慧來解決漏水問題，團員也有行政院院本部資訊處的分析師，是以個人身分報名活動，幫忙解決台水解決漏水的問題，應該是下個禮拜就會去紐西蘭，而且是待三個月幫他們解決問題，等於是AI輸出。
因為像Digital Nations，如果不是在營運層面有這一種彼此互相派fellow，那就只是剪綵而已，沒有任何意義的東西。
我們說都是說Open Source、在Github上，大家自己去用，但沒有人帶過來解釋跟把脈絡翻譯的話，能夠擴散的可能就只有像sli.do這樣的小工具，很難有更深一層文化上的轉變。
所以我們去加拿大應該會比較擴大試著策展工作坊、試著一次讓Digital Nations裡面的人大概都比較清楚我們的改變理論，然後看有哪一些可以帶回去的。裡面有一些像韓國、以色列，也都是促使我們把教學內容在地化的機會。
在那之後我們會透過一些網絡，像CrowdLaw的網絡進入到他們的教程裡面。有一個叫Nesta的智庫就已經把vTaiwan做成教程了，會說為什麼臺灣可以，而他們做不到，而因此要求各國去做這一種事。但是他們拿的比較像我入閣前的改變理論，那個比較像對民間的組織社團，對政府可能政務官層級有一些說帖，我那時還沒有入閣，也沒有發展事務體系的改變理論。現在把這一塊補起來，可能11月工作坊之後……
等芳睿的paper寫好，也可以有一些公共行政學的貢獻，大家才可以拿這一套展開，然後發展他們自己的教材教法，到那個時候我們就不用自己到處講。這最早也是明年年初了。
不過前面也是一樣。
可能要用實際經驗講？像健保署的狀況，在第一次協作的會前會，PO就請業務同仁跟著副署長來，所以要先取得他們那個機關的政治授權，說這一件事的程序部分，就交由政委來督導。
但是「政委來督導」五字在我們這邊是立刻數位化，會變成好幾個政委。像我常常在會前會的時候，常常只是負責開場說：「我在這邊的唯一意義是有逐字紀錄」，這一種狀況也屢見不鮮。（笑）
當然，如果人家的署長來或者是副署長來，我還是得在，就是給他們的長官看，也就是向上管理。但是如果今天他們實際做事的人來，我真的就是打聲招呼，然後說：「接下來交給主持人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