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請出我們的講者：唐鳳。
唐鳳因在臺灣守護數位空間的傑出工作，已成為全球知名人物。她與友人 Glen 合寫了《多元宇宙》（Plurality）一書，談的是科技如何真正有益於民主、有益於協作，並能成為良善的源頭。
我們會先聽唐鳳發言，接著進行專題討論，再邀請另外三位與談人，深入探討科技如何服務自由與民主。能請到在「科技服務民主」這條路上開疆拓土的人，是我們的榮幸。
唐鳳，舞台交給你。
（我們全民就是超級智慧）
柏林晚安。非常榮幸能來到這裡——這座城市向世人證明，當人們攜手並肩時，即使高牆也能倒塌。
我認為柏林是討論 AI 角色的完美地點，因為這裡 1989 年的教訓非常簡單：當人們共同創造時，我們的表現將超越任何總體規劃。
現在，我想分享我的想法：如何將 AI 從「成癮式智慧」（addictive intelligence）轉變為「輔助式智慧」（assistive intelligence）。我邀請各位與我一起，從「榨取式平臺」轉向能促進「關係健全度」（relational health）的協定。我認為，最重要的前沿模型並非存在於某個實驗室中。它是我們自身，是我們擴增的集體智慧（augmented collective intelligence）。就是我們全民。
（缺口與啟示）
五歲時，一場危及生命的心臟病，讓我體會到生命的迫切感。醫生告訴我，在接受心臟手術前，我只有 50% 的存活機率。在那之後，每個夜晚都像在擲硬幣。
因此，我奉行一句格言，我稱之為「在消逝前發表」。我每天記錄下所學的一切，並發現了一個深刻的道理：在網路上發表，如果內容完美無缺，只會引來掌聲。但不完美，不完美才能邀請參與。我們的缺口，正是協作的開口。正如李歐納・柯恩所唱：「萬事萬物都有缺口，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這對民主國家至關重要。我們必須公開過程，而不僅僅是最終政策。我們必須公開決策的「如何」與「為何」——讓人們看見——從而將批評者轉化為共同創造者。
（極大化作業系統 vs. 多元宇宙）
然而，當今數位時代 AI 的主導邏輯並非如此。這就是我所說的「極大化作業系統」（Max OS）——不是蘋果的 macOS，而是 Max OS。它追求的是互動率的極大化。它極大化觀看時間、點擊次數，並創造出一種寄生式的推薦引擎：以激怒帶起互動。過去十年的結果是，網路上的 PPM 非常高。我指的不是二氧化碳的百萬分濃度，雖然那也很重要。我指的是「每分鐘極化度」（polarization per minute）。
長達十年「以激怒帶動互動」的模式，將我們的社群動態變成了腎上腺素工廠。它獎勵極端言論，淹沒了細微的差異。而這種信任破碎的環境，正是全球獨裁者所利用的。現在再加上生成式 AI，我們正以更快的速度產製著「廢料」（slop）：毫無關係營養的內容。
因此，在這個旋轉的輪子上，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應該加速 AI 或停止 AI。問題在於，誰應該掌舵。
（掌舵，而非空轉）
現在，人們談論「人在迴圈中」（human in the loop）。但 AI 迴圈中的人就像倉鼠滾輪裡的倉鼠。也許感覺運動得很棒，但根本沒有在掌舵。我們需要將 AI 納入人本迴圈（AI in the loop of humanity）。
這具體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我們共同掌握方向盤。我們利用 AI 作為輔助式智慧，幫助尋找交集，將衝突轉化——不是像火山爆發那樣的能量，而是將岩漿轉化為地熱能。為了實現強大的共同創造，我們可以將關係健全度最大化。一旦我們共同實現了這一點，我們就能攜手共創無限未來。
（從憤怒到交集）
這就是我們在臺灣具體所做的。在臺灣，我們深知壓力。壓力造就鑽石。根據 V-Dem 的數據，過去 12 年來，我們一直是全球極化攻擊的頭號目標。但我們適應了。我們學會用「利社會架構」取代反社會的媒體動態。我們知道，「引用嘲諷」或「酸」（dunk）是極化的根源。因此，我們建立的系統讓人無法酸任何人。相反地，我們只讓那些並非極端、而是在左右兩派之間搭橋的言論廣為流傳。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罕見共識」（uncommon ground），這是臺灣模式的核心。
十年前，當共享乘車服務 Uber 進入臺灣時，引發了社會各界的激烈衝突。但我們使用了 Polis 這個橋接系統，來描繪人們實際達成共識的地方，就像一張團體自拍。僅僅三週，我們就將衝突轉化為每個人都能接受的政策選項。不是左翼，不是右翼，而是「上翼共識」（up-wing consensus）。如今，這種演算法已在全球範圍內被廣泛用作「社群備註」（Community Notes）。
去年，當我們面臨來自網路深偽詐騙的新威脅時，許多人看到了臺裔 NVIDIA 執行長黃仁勳的臉。如果你點擊進去，黃仁勳會想送你免費的加密貨幣或提供一些投資建議。當然，那不是黃仁勳本人，那是運行在 NVIDIA GPU 上的他的深偽影像。
然而，如果你單獨詢問臺灣民眾，他們都會說：「喔，政府應該遠離網路審查」，畢竟，正如我們的總統蔡博士所言，在網路自由方面，我們是全亞洲最自由的。那麼該怎麼辦？
我們向全臺灣的隨機號碼發送了 20 萬封簡訊，邀請召開公民大會來審議這個議題。最終隨機選出了 447 人，他們的背景組成與臺灣人口結構相同，以十人為一組，由 AI 協助主持。我們告訴這 45 個會議室：「你們必須提出一個能與視訊會議室中其他九個人產生共鳴的想法，才能被納入考量。」
一個會議室說：「讓我們顯著標示所有廣告，直到有人以數位方式簽署負責。」另一個會議室說：「如果有人因未簽署的投資詐騙損失了 700 萬，讓我們讓平臺（例如 Facebook）承擔全部責任。」也就是說，如果 Facebook 刊登了未簽署的廣告，它就必須支付這 700 萬元的損失。非常好的主意。另一個會議室說：「TikTok 當時在臺灣沒有辦公室。如果他們無視我們的規定，每無視一天，我們就把他們影片的連線速度降低 1%，但不是審查他們。」
基本上，這些想法在當天結束時由小型語言模型彙整起來，然後大家進行投票。這 447 人中，不分背景，超過 85% 的人表示同意。另外 15% 的人也能接受，認為這相當具有正當性。那是去年三月的事，到了五月，我們通過了《電子簽章法》的修正案。七月，我們通過了《詐防專法》。今年，這些深偽詐騙已經不復存在了。詐騙廣告下降了 90% 以上。
（自由架構）
柏林建立了橋樑，歐洲推動了互通性和可攜性——這也是橋樑。這種精神如今已使你能夠帶著你的資料、你的社交關係圖退出即時通訊應用程式，就像你更換電信業者時可以保留電話號碼一樣。這就是「自由架構」。
因此，我們必須抵制數位殖民主義，以捍衛線上的行動自由，就像臺灣十年前抵制 Uber、去年抵制深偽廣告一樣。政策正在迅速跟上。現在我們明白，網路平臺也是公共場所。歐盟的《資料法》賦予我們資料可攜性，《數位市場法》則帶來了互通性。現在讓我們擴展這種精神。
我們需要自由的協定，保障行動、結社、審議和安全。將它們視為公共的道路、橋樑和公園，而不是私人的圍牆花園。因為當退出成為可能時，平臺就必須在「關懷」（care）上競爭，而不是在「攫取」（capture）上競爭。
（全民數位韌性）
在接下來的專題討論中，我們將討論全民數位韌性，但可以說，獨裁者的劇本是全球性的。我們剛才聽到的間諜軟體、五毛農場、跨國鎮壓——我們的應對措施不能只是在傷害發生後進行本地下架，我們必須進行「預先澄清」，我們必須從設計上確保架構安全。
我們需要「選擇性揭露」，只驗證我們憑證中相關的部分，例如「我已滿 18 歲」或「我是柏林人」，而無需透露我們的完整身份，拒絕起底。
我們需要「邊緣 AI」，在我們的設備上運行的智慧防禦者，在無需監控、無需回傳資料的情況下保護我們的社群。
我們需要「自帶政策」，我們當地的安全規則和審議規範需要伴隨我們跨越網路，這種方法對於反制跨國鎮壓至關重要。我們可以使用 AI 來檢測騷擾，但我們必須讓每個社群自行決定行為準則並做出最終判斷。「沒有我們的參與，就沒有關於我們的決定」，必須是我們自由架構的原則。
（關懷六力）
建立更強大的民主絕非易事。我們需要將這個過程視為在公民健身房中鍛鍊，並建立一個關懷迴圈。
在牛津，我正在開發「關懷六力」（6-Pack of Care），包含六個基本動作：傾聽民意，信守承諾。讓人們投入過程，共同驗證結果。盡可能實現雙贏，並盡可能在地化。
我們可以用這種方式訓練 AI 智慧體，超越僅僅追求分數最大化或遵守單薄的規則，這稱為「關係式對齊」，我們與關懷的過程對齊。
因為如果我們將民主和政策辯論委託給聊天機器人，那就像派我們的機器人去健身房為我們舉重一樣。我確信它們的表現會令人印象深刻，可以舉起很重的重量，但我們的公民肌力將會萎縮。
（⿻多元宇宙已經來臨）
我們需要的超級智慧不是機器，而是我們以關懷進行協調的能力。
我們全民，就是超級智慧。
看見「萬物聯網」，我們將智慧聯網。
看見「機器學習」，我們將協力學習。
看見「虛擬實境」，我們將實境共享。
看見「用戶體驗」，我們將體驗人際。
聽說「奇點即將接近」—— 多元宇宙，已經來臨。
謝謝大家。
請下一位與談人上台：Damon Wilson、Ahmad，歡迎。
所以，唐鳳，你提出的不只是一本書，而是一場運動。我們現在有很棒的專題陣容；剛剛也聽到了在民主體制內可以做的事。你曾在亞洲最強的民主國家領導這些工作。但我們來自牆的另一側——專制國家。這個週末，我們與來自 60 個國家的 180 位代表共處。Damon 和我都在場。我們面對的挑戰是：如何運用科技，從內部對抗專制政權。
我想先聽聽你對這個問題的想法。唐鳳？
當人們攜手並肩，防火牆也會倒塌。
我認為，臺灣其實一直站在兩側的前線。我並不是生來就擁有自由與民主。1980 年代我出生時，臺灣仍在戒嚴，溝通自由很有限，也沒有組織新政黨或新報紙的自由。
但當時的臺灣人學會一件事：你其實可以鍛鍊公民肌力，而不必立刻做明顯政治的事。我母親是主婦聯盟的共同創辦人——至今仍是臺灣最大的消費者合作社。她們從一件事開始…… 謝謝，是的，很綠。
我小時候學到的是：主婦們用購買力去協商，要求農民採取更好的環境做法等等，我們逐漸學會如何集會、如何協調，以及——因為那是合作社——如何辦選舉。這些都還在專制體制之內。但當臺灣在 1996 年民主化、我們第一次投票時，許多公益團體、許多靈性社團，其正當性甚至高於剛取得正當性的民主政府。因此，我們有很強的傳統：先在社會部門以合作社、社會企業，原型小寫的民主（small-d democracy）、民主的改變，再轉譯到政治實務。
所以當我們分享，例如與泰國、與許多人協作事實查核——也感謝在場許多人的協助——我們一開始查的是食安、藥品、農業安全與環境之類，但這逐漸鍛鍊了公民肌力。
非常感謝。Ahmad，你是伊朗出生的科技人與人權倡議者，一直關注網路自由。很多這些科技，都需要最基本的條件：連上網路。你對「讓網路可及」有什麼想法、什麼提案？
我可以談這個談上好幾個小時。我們來自這樣的國家：近幾十年來，網路本應是言論自由的廣場，卻變成控制的工具。他們會在每次選舉前後、每次抗議前後或抗議期間，關閉網路、審查網路。
而來自伊朗經驗的人們，開始一起打造自主基礎設施，打造繞過審查的工具。這是一場貓鼠遊戲。他們不斷端出新的審查工具、築起防火牆；人們則團結起來，打造繞過工具，以及不受政府控制的網路基礎設施。
例如在伊朗，「女人、生命、自由」運動期間，儘管使用 VPN 與衛星網路會受懲罰，人們仍湊出資源與創意，把 Starlink 帶進來，一點一點敲開這道牆、啃掉這道審查牆，打造至今仍能抗斷網的基礎設施。
在過去這十二天，我們也看到了結果：儘管網路全面關閉，資訊仍持續流出。所以有很多路可走——包括打造繞過工具，以及從政府手中奪回網路基礎設施——以建立那些受審查國家無法擊垮的數位韌性。
我們過去偏防守。我認為我們必須更主動、更進攻——正如你在世界自由大會閉幕詞所說。我們必須進攻。我們必須奪回網路基礎設施。我們也必須向那些彼此合作、打造中國式審查與數位監控模式的專制國家施壓，並一起打造基礎設施與 VPN 等技術，拆掉那道防火長城。
幾個月前，我們看到尼泊爾 Z 世代起義，那是一場由科技驅動的起義。有件很有意思的事：網路被關掉了，人們改用像 BitChat 這類不需連上網際網路就能串聯抗議者的工具。
你對此有什麼想法？也許 Damon，你如果有想法也請分享。我知道你一直在追蹤。對於這些支援運動的新科技，你們怎麼看？
當然，謝謝你，Leopoldo。我其實最沒資格站在這裡，因為我不是技術人；我們更把自己看作投資「自由創業家」——那些技術人——的一方。所以我很喜歡你在做的事：證明科技能給民主重生的希望。但 Leopoldo 和你——你也該被點名——你們兩位都在封閉社會中鍛造出來，你們證明科技能幫助小人物打倒巨人。
在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我們有全球全景視角：100 個國家、2,000 個夥伴。所以當某種源自中國的監控技術開始出現在塞爾維亞或模里西斯，我們可以把他們連回中國或臺灣的異議社群，協助因應。我們現在也看到北韓正在發展的數位控制技術——我懷疑那會進入伊朗——並協助伊朗人預先準備。
但令人振奮的，正是你談的這部分，Leopoldo：我們看到行動者對抗大國——集中、人力多、資金多——卻以非常去中心的方式實驗、突破。我們的喜悅，就是找到這些東西並投資它們。
我們看到藏人僧侶成為技術人，因為深偽壟斷「西藏故事」而恐懼，於是與達賴喇嘛一起開發可攜帶在手機上的藏語大型語言模型，送進西藏，讓藏語模型講述西藏文化史，而不被抹除。
我們看到普丁入侵烏克蘭後被趕出俄國、幻滅的技術人，開發出能即時呼叫、變形切換的 VPN 產生器，強化數十萬俄國人的資安——他們如今知道必須有另一條取得資訊的路。
我們也看到——這裡有很棒的泰國行動者，Vote 62——兩年前大選，用光學 AI，動員 4 萬名志工、涵蓋 40 萬個投開票所，即時記錄 2,200 萬張選票，做成極為驚人的平行計票——我們的委內瑞拉朋友對此並不陌生——等於給任何想扭曲結果的人戴上手銬。
所以我認為你觸及的重點——我也該把話頭交回給你，Leopoldo——我們看到被暴君逼到絕境的人，明白自己可以透過一套去中心系統，讓科技為民主賦能。此刻對我們來說，重點不是在「可怕的 AI」與「民主反撲」之間二選一；而是如何把 AI 槓桿給民主，並透過觀察這些實驗、投資自由創業家來做到這一點——要知道這不會只靠 DARPA 驅動。這會由像你們這樣在第一線試新東西的人決定，然後我們如何給一點推力與氧氣……
唐鳳，你剛剛跟我們說，你過去兩天跑了 27 個國家。
喔，是過去一年。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住在飛機上。我是問你現在住哪。
我住在飛機上。
在你造訪過的所有國家裡，哪一個在草根層級做的事最有意思——就是 Damon 談的那種？你見過什麼科技，真正在草根層級幫助人們溝通、收送資源，或讓組織更有效？
是的，我可以舉好幾個，但我會說日本在數位民主，以及這套去中心、所謂 web3 系統上，都最活躍。因為對他們而言，FTX 之後並沒有反噬；他們獨特地沒被那波科技反感傷害。因此這兩個世界——在其他國家的科技圈通常是不同部門——在日本卻獨特地是同一個部門。
也就是說，同樣這批人，一邊用 web3 協定做強制互通，讓你能在社群網路、平臺業者、AI 業者之間遷移；一邊也組成新政黨——所謂的「未來黨」——用那些工具群眾外包政見。他們拿到 2.5% 的寫入選票，現在成為參議員：安野貴博（Takahiro Anno）先生。
我認為這種同構、這座橋，是我們必須記住的。在牆的這一側，作為反監控、反竄改技術有效的東西，在牆的這一側，也可以作為選擇自由、促進競爭、反托拉斯的技術。它們是同一套技術。我們需要讓這點更廣為人知，好讓這邊的研究能變成那邊的應用開發，反之亦然。
你在《多元宇宙》書中提出的挑戰之一，是大公司壟斷通訊。你對開源有什麼看法？
其一，我創立的數位發展部——我是創部部長——在國會裡獨特地被放在交通委員會。世界各地的數位部多半歸科學，或我不知道、內政管資安；但我們選了交通，因為我們明白那是基礎設施。
你不能只建高速公路卻不設下交流道。世界各地很多廠商鎖定，都始於一個簡單錯誤：政府以為可以建「資訊高速公路」，享受網路效應，卻不建那條出口、那條下交流道。
但在臺灣，正如寬頻是基本人權，透過政府採購、透過我剛提到的群眾外包政策，所有最大的平臺都必須遵守互通規則。
這不只發生在臺灣。美國猶他州通過了《數位選擇法》（Digital Choices Act），規定從明年七月起，若你是猶他州公民，想從例如 X.com 搬到 Bluesky 或 Truth Social——兩者都是開源——你可以強制把舊網路的按讚、追蹤、反應轉寄到新網路。所以你轉換時，不會失去社群。
而 Nostr、Fediverse、Bluesky 等等，正是平臺之間的這類下交流道與上交流道。它們叫做協定。於是每當人們想搬家——就像你從一家電信換到另一家仍可保留號碼——這些協定就開始運作，確保你有無縫體驗。
而且使用者才是擁有者…… 他們擁有自己的追蹤者，擁有自己的帳號，可以把帳號從一個服務切換到另一個。
服務條款由我們定，不是由平臺定。
Leopoldo，我可以插一句，把話鋒轉回你嗎？因為唐鳳談的是如何用這套科技，在民主還有氧氣的地方，賦能並重生民主。但我對你在做的事、以及我們這個週末在世界自由大會看到的，印象深刻的是：你如何把其中一些想法帶到牆的另一側，賦能第一線的去中心網絡。能不能請你，Leopoldo，分享一下 WLC 正在做的事？
是的，我們正在做。正如你所說，Damon，這個週末，我們有 180 位代表在柏林市議會討論，其中引發最多參與的議題之一，就是科技的使用。來自各地的代表參與非常踴躍，興趣也很高。
答案是：是的，我們在尋找各種運用科技的方式。我用我的祖國委內瑞拉為例。兩年前我和 Jack Dorsey 談過，他向我們介紹了 Nostr。Nostr，如唐鳳所說，是一套協定。我當時覺得有趣——它看起來像 Twitter 或 X——但似乎沒有真正的使用情境。
但在 2024 年大選被馬杜羅竊取、新一波鎮壓之後，X 在委內瑞拉被禁。WhatsApp 被武器化——意思是，光是有 WhatsApp 就可能入獄。X 被禁，你需要 VPN；而 VPN 對很多人來說太進階，不是人人都會下載。
於是我們轉向 Nostr。Nostr 基本上是協定上的 X，但有一個非常獨特之處：你可以一觸就收送比特幣。它有按讚、有轉發，還有一個閃電符號，按一下就能收送比特幣。這成了在第一線組織人群的超有用工具。
所以我們現在做的，不只在委內瑞拉，而是在五個試點國家——非洲、亞洲、東歐與拉丁美洲——讓行動者上 Nostr，擁有完全自主、匿名的帳號。無需 KYC，意思是你不需要電話號碼、不需要任何身分證件即可註冊。一旦有帳號，你就有比特幣錢包。這不只是溝通方式，也成了收送資金的方式。
我們因此在打造所謂的「自由聰基金」（Freedom SATs Fund）。概念是：我們認識被上線的人，而那些在行動工作上做對的事的人，我們不只給他們一個「讚」，還能送上一些比特幣的聰（sats）。如此，我們為行動者的高度投入創造誘因。我們稱之為「去中心民主抵抗」。
而這週三，我們會和技術人與行動者辦一整天的工作坊，看如何改進——因為如前所述，它是開源的。開源意味著沒有人擁有它，人人都能貢獻。
Ahmad，我想回到你談的網路可及，因為我知道這是你一直在做的。我去矽谷跟真正投入科技的人談時，他們在開發了不起的應用，也真的在想怎麼解問題。然而，有一個基本基礎設施問題必須先解：網路。如果你沒有網路、沒有 4G 或 5G，那些應用對世界上數十億人來說都沒有用。所以我想再回到你：有什麼想法、什麼提案，我們可以端給民主政府、端給公司，好讓網路可及？因為沒有網路可及，這些科技……
當然。除了讓你的資料自主、讓你能把資料帶到任何地方，你當然也需要同樣自主的基礎設施。前幾場專題也討論過，在烏克蘭戰爭中，前線極度需要網路基礎設施——那裡其實根本沒有基礎設施。Starlink 在那裡扮演了巨大角色。烏克蘭人因此能保持連線、繼續作戰。
在那些受審查的國家，另有一場戰爭：鐵幕被拉起。這些衛星技術——現在不只是 Starlink；因為 Starlink 太普及，人人都只談它。Amazon 在做 Kuiper，歐洲有 OneWeb。我們必須倡議，把「不排除在需要之處取得衛星網路覆蓋」做成人權主張，好讓烏克蘭的情況不再重演，並在需要之處真正可及。
當然，價格對那些受審查國家、對全球南方仍是問題——這些技術的訂閱費。當然，民主國家可以補貼，就像早期擴展網路時那樣，用補貼方式發展與推廣技術。衛星網路可以補貼。相信我，若你在那些國家把它變得負擔得起，人們不只會想盡辦法繞過所有障礙去採用、並與他人分享，也會自動抵銷那些國家砸在防火牆上的投資——因為他們知道，光靠封鎖、關掉網路，已無法控制資訊。
所以，打造並投資這些政府無法控制的新興技術，是一條路。當然，也要擴展使用那些 P2P、點對點技術，打造自主基礎設施，讓人們擁有自己的資料、自由表達、保持匿名，並把聲音送出去，拆掉那些防火長城。
謝謝。Damon，兩年前我們一起在美國參議院為民主作證。不知道你記不記得，他們問我們的最後一個問題是：「若你只能提出一項促進自由運動的政策，會是什麼？」我的答案是：「毫無疑問，促進自由且不受審查的網路可及」，因為有了它，你就能解鎖很多其他事。
兩年過去了，我們的國家在網路可及上沒有太多進展。你在美國政府、在美國當下的對話裡，有沒有看到對「跨境開放網路可及」的投入與興趣？來自委內瑞拉、伊朗這類國家的人知道這至關重要，因為斷網是真實的，有些地區幾乎天天發生，人們走上街頭時更是立刻斷網。你負責思考全球民主——這正是你的組織在做的——而且你們在納入新科技上做得非常好。你們有沒有針對專制國家的網路可及做些什麼？
這確實是大議題。有不少國會議員——就像歐洲議會議員一樣——對其中一些議題相當上心，也想知道如何支持。但我要說的是：我們在美國有一場很激烈的辯論，關於如何參與世界、提供什麼協助、如何支持。我看到其中一個機會，是稍微打破既有民主國家——無論北美、歐洲還是印太——太常出現的模式與心態：如果我們要在第一線支持你，我們就帶著華府、布魯塞爾或東京想好的主意來，然後出錢讓你去執行……
而在我們此刻看到的這片擾亂中，有一個機會去理解：那其實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方式。我們對抗的是以人力與科技、以大規模資本運作的專制國家的集中控制。我們的回應，怎能只是那套的鏡像，而不是發揮自由之所長——即使我們未必握有完全正確的答案？
因為在矽谷或華府為伊朗情境設計的應用，可能失準。但正在做這件事的伊朗技術人——有些在流亡、有些在國內——他們會想出來。他們會找到唐鳳談的那個缺口。
所以我在我們這場大辯論中看到的一線希望是：歐洲議會與美國國會山莊的能量，不是去重建舊有那套、好讓世界各地的執行者去落實「我們的」主意；而是若我們真要賦能自由——那對我們自己的國家也有益——我們就必須投資自由創業家，並理解那意味著找到主動解題的人，找到懂這套科技如何在地環境、在地語言裡生效的人，並承擔一點風險。
也要理解：我們的繁榮是靠承擔風險、靠創投心態建立的。把那套心態帶到你們正在做的事，好讓我們能為你們想出的主意承擔風險——在尼泊爾、在馬達加斯加、在敘利亞，樣貌會不同，而我們不會在布魯塞爾、華府或柏林真的想出來。我認為這是我們此刻學到的，而你們正透過我們從未想像過的科技應用方式，展示開源、以及它如何帶有可課責的原則…… 只要給一點氧氣，看看有想像力、有創造力的人，在嘗到自由滋味時能做什麼。
謝謝你，Damon。謝謝。結束前，我也想邀請各位參加下週三的另一場活動。我們剛聽了 Hanna 關於跨國鎮壓的精彩報告。這是大議題。我們許多人都曾是受害者。
所以這週三，在舊史塔西總部，20 世紀史塔西的受害者，將與 21 世紀 Pegasus 的受害者聚在一起。他們會談什麼變了、什麼仍一樣。晚上 6 點，Hanna 會在史塔西總部那場活動。若你關心科技與跨國鎮壓，那是很好的參與場合。若你關心去中心民主抵抗與科技的使用，那是我們邀請你的另一場精彩活動。
謝謝 Damon。謝謝唐鳳。謝謝 Ahmad。歡迎來到柏林自由週。請好好享受，並盡我們所能，讓世界更自由。非常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