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正是我們在台灣花了十年做的事。一開始是臨時性的；到了某個時點變成例行；於是每個部會都在一個與這些「由公民社會與學界營運」的網絡相連的網絡裡，設置了參與辦公室。它成了一種「共同生成」的事件。這些民調機構被視為比部長本身更具正當性，於是部長是靠著與他們合作來取得正當性，而不是靠凌駕於他們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