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很好的問題。我會先說，審議式民調的實務，一向是與學術的、嚴守中立的夥伴合作的。在台灣的案例裡也不例外。我們和史丹佛 James Fishkin 的審議民主中心（Center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合作，也和台灣本地的大學合作。發源於台灣的 g0v 運動，曾在國家最高學術機構——中央研究院——召集那套系統，而中研院在那套方法上，一般被視為超越任何政黨或政治部長之上。在一個有像牛津這種超越於政黨之上、之外的機構存在的地方，這會變得比較容易，因為人們可以在一個「程序性的基礎」上達成共識。如果大學或國家學院，不論誰當權——哪位市長、哪位部長來諮詢——都持續沿用同一套方法，那麼它就創造出一種「連續的規範」，要去挑戰它，得付出真實的政治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