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我們現在掌握的事實，像我們現在為什麼會有二代健保，一定是一代健保卡需要某種程度的更新或者是改變，醫療院所的同仁很清楚，說不定我們邀來的村、里長就沒有那麼清楚，所以需要簡單介紹。
第二，比如一開始就要談我們換成行動憑證，可能要解釋一下行動憑證是怎麼回事，說不定很多人都知道。像我們跟資安處講「憑證」他們想的是資安的「憑證」，這個在議題手冊上面，可以出一個小字典，把要談的問題到底是什麼東西說明清楚。
第三，我們現在面臨的途徑是什麼，一定程度不代表健保署的專業意見或者是主觀看法，我們一開始先講清楚，健保署所說的並不代表是最後定案的，因此可以說看到的想像有什麼，又或者是說有什麼界線，比如說是要臉部辨識。理論上跟主持人的報告會重疊，因此可以互相商量一下，哪一些適合健保署專業的部分、或者過去研究的過程比較適合健保署報告，哪一些是比較適合主持人為了議題討論方便來釐清，然後互相搭配，讓與會者可以比較快進入狀況。
通常政委一定要講清楚，因為大家會期待她做決定，所以這個是要講清楚的（笑）。
政委一開始出現的時候，講話的對象就會變成政委，我們希望與會者講話的對象應該是其他人。
其實不用太擔心，我們會做一個議題手冊，其實大部分的功能都已經完成，通常機關的報告只是提示大家我們要做什麼。
是。
只是要避免一件事，有種公聽會只有一、兩個標題，什麼資訊都不給，然後開完就說帶回去參考，然後答覆是什麼都不可採，那這些如果主辦機關早知道，就應該在公聽會告訴我，我們要避免不對話的會議，一開始有一些基本的想法或者是看法，是可以先說清楚的，比如說這個會議要做什麼？為什麼要換健保卡、行動憑證的健保卡是什麼樣狀況，是怎麼樣的使用。又或者是大家可以算出來花多少錢，有沒有答案？
也可以不用提，我們只是縮短協作會議的流程，大家不要在一些已經可以有答案然後繞圈子的部分。
如果覺得重要就講。
完全是從健保署的觀點，覺得大家需要先知道的。
我覺得還好，比如我們在恆春的例子，恆春旅遊醫院的院長是全程參加，就像剛剛政委所講的，如果他不在的話，是更不利的，因為忽略了醫生的感受，問出來的東西，像我們過去討論的是有警察跟檢察官的例子，檢察官都沒有出席的話，都是警察在講，我們不知道檢察官要表達什麼。
一部分是願意來跟大家討論問題的人，我們就邀你，並不是你是非邀不可，同樣有醫生經驗的，或許並不是一定要理事長不可，並不是準備要投票或者是發生什麼事要決定，而是他的經驗是可以回答大家的問題或者是詢問其他人問出的問題。
過去協作會議是不發的。
其實有人有問過這個問題，或者是我們機關去聯繫的時候先問我們這個問題，這是一個自願參與的會議，某某老師我們很重視他的意見，如果他來只是把話講完，我們請雨蒼訪問他就好了，問題是他可不以跟大家討論，是一起共同工作的過程，他在這個討論的過程中是否有貢獻。
好啊！沒關係。
我解釋一下為什麼這樣的狀況，之前PDIS的Mark有提過，覺得便當時間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非正式的時間，幫助大家進入共同工作的情境。
並不是要很正式發言，分組開始之前先坐下來，然後先一個非正式的交流，其實對於後面的討論是……
下午？
我們會有簽到單。
現在先框一個7月10日的會後會，然後我們再考慮這一件事是AU要進來還是……
我是葉寧，政委辦公室的參事，我對網頁沒有什麼專長，今天是來旁聽的。
處長所說的是有公開資料可以查詢的部分？像移送書那些不是？
裁判書的送不一定是法院要求？
目前他們覺得需要這個東西嗎？
當初是什麼開始？
大家會覺得留在手上比較安心。
有沒有另外一個方法，像文化部的部分，也就是直接拉成一個標出去？
契約範本。
有三個不同的層次：
第一，本來也有手機，要轉出的對象也有手機；第二，本來沒有手機的人，他的卡應該發在哪裡？第三，他有手機，但是轉移的對象沒有手機。
所以是不是要分別不同的層次處理？
也就是沒有小朋友的問題 。
小朋友在法律上可以說爸、媽是他的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
但是就像副座所說的，如果老人或者是不喜歡手機的人，沒有任何人當然有法律地位可以一直持有他的健保資料，小朋友沒有問題。
初始發卡給誰？
除非在法律上允許他授權是ok的，但如果他也不想授權，好像沒辦法強迫？
必須要轉給有帶手機的人用。
剛剛有提到，健保署可能不很理解報稅那一個案子的情形，在我的觀察，我自己也是事務官，過去我們都是做出一個案子想要說服民眾。報稅軟體那一個案子的情形，財政部其實只知道他們的報稅軟體在iOS上沒有辦法用，並沒有一個案子要說服人家，因為如果有一個案子是要說服人家，跟討論的對象會是對立的關係。
也就是二代健保卡如果有一個既定的規劃方案，說服各界光是醫療院所的工程就會非常龐大，以財政部那時的立場是你們都說這樣不好，那就來說說看，現在持開放的態度，你們覺得怎麼改才好？這樣才不會形成對立的狀態，不會預設一個立場，像我們如果一定是要NFC-SIM，那就會變成我們要去辯護這件事，而不是一起討論怎麼做。
我們可以不預設某一個做法，但可以確定的是一代健保卡總有一天要落日，我們要問的是「下一個是什麼？」
回到這一個點才會比較大，前面的共識比較容易收，才可以繼續往下發散，如果直接推到最後的解決方式，前面的工作坊等協作會議就很難辦。
說的是TonyQ？
協作會議跟分區座談之類的會議的差別，在於會議的規模或場次，是算有多少不同的爭點要解決，而不是有多少人參加，換句話說覆蓋率不見得是問題。
需要再跟政委提一次？
我覺得問題是到底是院長還是政委當召集人，沒有任何一個提議說要青諮拆掉，因此任務編組是不是太多，不是在討論的範圍之內。
院長跟政委的差別，基本有兩件事：第一個是政治判斷，從院長變成政委以後，是不是會對於青年事務比較不重視，這的確是院長的政治判斷，我們不能替院長做決定。
第二個，如果從院長變成政委之後，剛剛政委提到拘束力的問題，所提的五花八門的問題，從程序轉到各個部會或者是由其他政委來負責，並不是其他層級就能解決，可是如果前面的問題，還是要看院長的意思，好像討論其他的就沒有太多的意義在了。
我的意思是，任務編組多或少不在這一個題目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