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啊!再找一下。
他是100歲過世的,去年才過世的。
那個年代的,是這樣沒有錯。我覺得社群還是最重要的,我只讀到14歲,主要的原因並不是我在學校的適應特別差,我們當時找到一個自由軟體,後來叫做「開放原始碼」等等的社群,讓我覺得跟社群的朋友們一起創作,第一個是我不用覺得好像什麼事都得自己做,第二個是也有很多比我新手、剛入門的人,在他們的身上看到新的方向,用我的智慧去協助他們、完成他們的理想,就不一定什麼都要我做了,如果不是這樣的社群,當時也會覺得在學校體系裡面,至少你每一天都很清楚要做什麼,是否痛苦是另外一回事,至少步驟是明確的。
一旦有這個社群之後,像建築的鷹架就可以拆掉了,不再需要學步車的感覺,所以我還是覺得找到志同道合的社群,不一定一開始就要有什麼一起創業、一起開公司的關係,而是說跟這一群人混還不錯。
因為像跟剛剛聽起來表演藝術,還有現在一些學徒或者是人際關係,多少有這一方面了,我覺得是滿好的方向。
社群越大,倒最後總會有人找到獲利的方法,這個是很重要的,因為我們做社群,像我們以前做開放原始碼,我們的目的是幫所有的人節省成本,也不是先想獲利,你如果幫大家節省成本,意思是你創業不需要傾家蕩產,這樣你失敗又願意跟這個社群方向,像臺灣社群有失敗之夜。
整個社群失敗幾年之後,總會有人吸取這樣的教訓,找到一個方向,找到這個方向之後,大家就覺得這個模式不錯,這個時候大家才可以整個社群覺得我們跟這一個方向,我們有主導權,而是傳統產業要來配合我們找到這個方向,因為如果沒有這個方向的話,傳統產業的話語權總是比較高的。
你是說sample是?
所以我剛剛才問你感興趣的部分是哪一個部分,如果你純粹覺得創作是我主要的工作,而我不是很想去經營跟大眾的關係,你並沒有把你自己的形象當作一個作品的話,也許你剛剛講的模式就是最輕鬆的模式,因為不用去想後面的推廣。
但是如果你覺得你的理念很重要,而且願意幫這個理念代言,這樣就必須走到第一線,像藺草編織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等於就變成這個理念的倡議者,這個時候就應該要發起群眾募資。
這當中有很多光譜,只是從站到離群眾倡議的第一線,跟你專注於創作,要拿來怎麼樣去詮釋就交給別人,這中間當然有很多不同的commitment,做什麼自己開心。
可以啊!當然這當中就需要一個社群了,因為你要轉換角色的時候,你本來的角色要有人做,除非有一個共同創作的社群,不然轉換角色的時候就沒有辦法補位,因為就像你剛剛講的,像臨時招募一個人進來,跟你的理念未必合宜,但是社群已經一起相處了幾年,你就很清楚知道誰在那個位置上他也是開心的,這樣才有換工的可能性。
感謝(笑)。我現在基本上都只能穿這一種色系,因為我們公務員不能太高調。
謝謝,感謝專業設計師肯定。我其實都在這邊,所以有事、沒事都很歡迎過來聊聊。
我覺得還好啊!像阿雜社會事的策展團隊,如果你感興趣,或者是台創的朋友,因為他們都來過,也都有逐字稿,所以你也可以先看一下他們來,然後聊了什麼,這樣子至少有一個共同的話題。
當然逐字稿其實有全文檢索,筱婷也有像葉文宏或者台創團隊的連絡方式,他們來的時候,我們都有做逐字紀錄,您跟他們關心的事情都公布在網路上了,當然筱婷也可以找給你,你自己找也很容易,所以有一些共同的話題聊一聊,說不定之後有什麼共同的題目可以做,我至少有一個功能是,你們需要讓大家認知到你們在做一件新的事,像你們在這上面有一個輪播,或者是幫忙錄一段影或者怎麼樣等等,這個都是沒有問題的。
謝謝。
並不是代表法律學院圖書館。(笑)
事前有收到你的問題列表,這樣每題可能只能花100秒。
其實我們家裡的日常討論就是這樣子,因為我父母親都在余紀忠時代的中國時報擔任政治線的工作,我爸爸是寫社論,之前也跟一些黨外雜誌有一起工作的經驗,當時大家討論最多的是戒嚴還能持續多久,還有解嚴之後社會的未來,這個是家裡日常餐桌上的討論就是這一些,很難說是什麼時候開始,我的瞭解是從我有記憶就開始。
政治立場可以分很多不同的解釋,一個是傳統上所謂你的主張,也就是社會主義傾向、資本主義傾向,那個是個人資本主義立場,那個是整個社會的,我們現在在這個社會起主要作用的,在臺灣的是「自由民主制度」,這個是整個政治體的立場。
我想對後面是比較早感覺到,因為從戒嚴到解嚴,可以說是很大轉型的過程,就是怎麼樣的行動才是發生社會效力的,學術上叫做「normativity」改變了,以前可能是獨裁者說的話才是,其他人講的話是完全沒有進入這個的可能性,慢慢往法制國轉變的時候,就變成是大家預先約定的正當程序有新的想法出現,這個很早,就像討論上慢慢確立了。
但是我自己政治立場的形成,是接觸到接觸網際網路的時候,是1994年、1995年才開始形成。
當時在接觸的時候,有一個新的發明,就是全球資訊網,基本的概念是每一個營運者自己去管理他的資訊,而是透過一個超連結的展現技術來讓各個不同的層面都可以分享一件共同討論的這一件事標的,是透過超連結或者是反向連結、搜尋引擎,當時是新技術來做社會討論的場域。
在當時大部分分享的都是科學跟技術方面的一些討論,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判決,就是在CDA(美國)去審核這個言論,整個網路社群就大反彈,本來的意旨是任何人是18歲以上,對於討論會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
所以當時整個社群就發起了藍絲帶的運動,也就是查到的網站是換成黑底白字,讓大家瞭解到為何這個是違憲的,為何跟美國憲法的精神不符合等等,因為這樣的關係,很快美國的憲法法庭就判決那一條就違憲,然後就失其效力。
我當時的感覺,這不只是分享技術跟科學的部分,也可以大家有一個集體行動,即使不是這個管轄領域的公民,也可以透過我的設計、集體行動來造成政治的轉變,當時當然在抗議CDA那一條的朋友們,大概主張的是網路中立性,我不能說這個是我的政治立場,這個是我開始認識到網際網路作為準主權實體的立場這一件事。
安那其並不是沒有政府,它的意思是沒有強制性,這個是要先聲明的。沒有強制性的意思是:所有在一起做的事都是出於自願所結合,而不是出於國家壟斷性的暴力或者是其他形式的壟斷性暴力,這一件事本來就是網際網路的基礎,網際網路既沒有空軍、也沒有海軍,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任何主權國家的營運商為何要加入網際網路?這個並不是強制力的緣故。
這個是在加入網路交換之後,對所有交換的人都有好處,這個是網路效應的一件事,這樣一種任何人都可以管轄網際網路,又沒有人擁有網際網路的一種特性,就造成了我們後來所謂網路治理的思潮,這一種思潮的前提是誰也不能強迫誰做任何事,這個時候我們能夠做的事是一起設計在網際網路上的行為常軌是什麼,在講的事情就不再只是⋯⋯有一點像國際法,很像有最高的仲裁者決策者要如何懲罰你,但是真的不能懲罰你,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要對大家都好、不讓大家損失的常規設計,這個是安那其,本來的定義就是這樣子。
至於持守的部分也是因為網際網路有很悠久的網路治理傳統,不希望一下子就被集權主義或者是其他的東西所截取掉,所以一方面要持守這個傳統,當網際網路來的時候,如果發現不以寬頻作為人權,如果不照顧到各種不同認知方式的朋友們,如果不照顧到各種既有的文化、族群跟語言的話,很容易會有霸權式文化的作用,除非大家都字正腔圓講SIRI的語言,不然沒有辦法取用資源,這個持守的保守主義的意思,我們希望不管是哪一個文化的傳承,在未來的文化還是繼續創造價值,並不是網路來就消滅你的文化。
這裡有一個很基本的想法,所謂的code is law,也就是提起來菱形,中間一個點的主張,而這個論述的想法是很簡單的,我們有四種力量彼此交換作用,一個是社會一般的期待,也就是社會常軌,理想的狀況下是會影響市場上的經營者來照顧這個社會常軌、滿足需求,理想的情況之下,會導致技術人員來寫出符合社群的程式或者是架構來,理想的狀況下法律會與時俱進來更新這個技術,是符合市場、常軌的技術,法律以追在後面來進行更新,所以也不能說是落後、超前,就是等距,看到這樣的變化一個程度,看到社會通念接受了,就會把這個法律確定性,一旦確定下來就會有新的常軌,這個就會繼續循環下去,這個是理想狀態下的互動,我不知道要不要講不理想的狀況。
當然這裡面就有兩件事,一個是假設你是從市場的角度出發,你想要反過來影響社會常軌,像監控式的社會資本主義,這個是最大的事,我的社會常規並不是跟傳統意義上的消費者關係、勞工關係,也就是無償的資料工人來讓我賣廣告的關係,就會變成市場力量反過來主導社會常規,要求他去修改法律,這個法律如果不幸被修改了,就會再去產生出更多適合資本監控主義的一些技術架構出來,就會一個不是很好的反向循環開始產生了。
當然也有一些治理領域是從國家的需要出發,也就是所謂的監控式國家主義,也就是對於治理的機構完全透明,希望用這個來打造一些血量等等的金盾架構,然後再限制經濟部門,這個再去鉗制公民社會,這個也是有的,所以是會有衝突出現,這個返向目前看起來,從市場的主導跟從國家的主導,這兩個造成的危害是比較大的情況。
有三個很基本的回應,也就是定義網際網路核心組成的部分,這裡面的特點是,你不用問過任何人你就可以發明一個更好的事情,以及你發明之後,不願意採用發明的人,會受到中間的這一些朋友們的阻擋,你可以直接願意加入挖礦跟願意設計比特幣的,可以開始互相合作,不而用需要過中間電信商的討批准網這個點到點的原則。
網際網路的社群是繞著網際網路的這兩大精神,定義哪一些部分是網際網路的核心,不管是市場力量或者是國家力量不要干擾到這個核心,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這個是一個。
第二,網際網路社群也發現如果我們設計出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社會規範,在這個社會規範底下,我們就可以反向影響市場來說如果你是一個郵件提供者,很難主張要一個人應該可以隨意寄信給100萬人說是某一國的王室要付給你1,000萬元,然後要付10萬元的手續費,就會借用帳戶等這一種詐騙垃圾郵件,這個是並不是對科技本身要否定,並是email就要國家管或者是要市場管,也而建立一個常規,這個常規的情況下,如果這100萬人沒之前有跟你聯絡過,似乎不應該寄這種信給100萬人人。
如果這樣做的話,也許到第100封信就會跑到垃圾郵件匣裡了。這並不是法律,而是常模或者是常規,事實上是要求所有的營運商要來實作常規,而實作的方式就看當地的管轄領域、技術能力到哪裡,但是這個常規是先設計的,然後再進行實踐,像垃圾詐騙郵件是這樣的方式來解決,並不是立什麼法來解決,這個是網際網路社群覺得規的設計是可以一起做的,個概念在聯合國現在是叫做「共同治理」,所以如果有看「數位互賴的時代」就可以知道。
這個是利害關係人的直接參與,不需要透過代議政治,因為每一個地方都是自由民主制,不需要跟掌權者的關係,只要有mail的帳號,就可以主張是權益關係人,只要主張權益關係人就可以加入共同常規的形成,也就是加入者的涵融性是比一般法律的制定者,也就是至少要認識立法委員來得高,這個是第一件事。
第二,他的設計跟實作是分開的,因為一個常規形成之後,在每一個管轄領域裡面都有不同的實作方式,法系就不同、牽涉到的法概念就不同,這個常規並不是針對哪一個法體系來設計,而是跨越法體系互動的時候,哪一些基本跟可以接受的事情,這個是粗略共識,也就是雖不滿意、但可以接受的程度,這個是跟法的確定性概念並不同,法律是要精細非常多,常規則是大家覺得差不多生活就可以了。
是的。
不會有任何衝突。
我想也不是很陌生,「Join」平台就有1,000萬人次瀏覽,臺灣是2,300萬人,所以至少覺得現在民主不是四年或是兩年投一次票,而是投票跟投票之間有各種方式,可以發起公投的電子連署、進行參與式預算的討論,可以在「提點子」裡面找5,000個人給部會首長交代,也就是給法規的預告案留下你的建議,幫忙踩剎車、轉方向盤、踩油門等等,踩油門比較少(笑),這一些我想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一個基本的概念,就是我們的公共參與並不是四年或者是兩年才做一次,這個是co-gov的基本概念,所以並不會大家相對陌生。
用數位的方式來做這一件事,因為是人權的關係,所以可以看到很多的倡議、審議,本來就已經是在數位平台上發生,所以像我們的連署,很多到5,000人的連署是結合線下倡議跟線上的討論,一起找出5,000人來連署,不會覺得大家沒有聽過這個,花多少時間參與,這個是看每個人生活節奏的安排。
我們都是現代智人,不用區分什麼物種,大家都是露西子孫,不要分這麼細。(笑)
我們有法律的專業者,是共同發起人之一,也就是葉寧參事,在來辦公室工作之前,是NCC的法制處的處長,所以對於好比像匯流五法,當年他參與非常多,甚至有些段落是他的共同作品,我也很幸運,一開始就有這樣的夥伴,可以確保我做的是合法的,第二個我覺得目前的法體系需要一些修改的話,有一些會告訴我說不用到立法院,他其實是母法所無之限制,所以我們甚至是用一個函釋、辦法或者是法規層級就可以處理掉很多事情,所以這個共事的經驗是很重要的。
對。我只是在裡面有執行像萌典的專案。
像自由軟體運動就不是我後來才接觸到,而是我的政治啟蒙就是在這樣子的文化裡面,因為我14、15歲就參與,可以說是網路治理才是我的原生文化,而我到20歲才開始投票,所以對我來講是進入一個低頻寬的世界,不知道為何大家有用這麼落後的方式來做共同決定,所以我想並不是受到什麼特定的啟發,可以說這個是原生的文化,當我做任何的工作時,我都試著帶入這一些原生的文化,在2014年年底開始跟行政院一起工作。
當時是說如果大家好比像監察院不要自己做全部的監察,可以把政治獻金每一筆都拋棄掉著作財產權、放到網路上,讓大家可以參與監察的工作,這個對於監察院本身的正當性或者是認受性比較高的,大家不會覺得選擇性之類的,也就是監察院覺得他覺得不行,監察院會覺得你行就你來,在這樣的開源之前就沒有說你行你來就可以做,所以這一些概念是在公共行政領域當中都可以使用。
其實並不是要去減少專業文官的角色,開放政府的目的是讓專業的文官跟官僚能夠更信任人民,所謂「信任」是具體體現在當專業文官的官僚比較沒有辦法理解一個新興的事情,你們是台大的學生,校園就是E-scooter的沙盒。或者是無人載具,與其他們在自己沒有第一手經驗,或者是第一手經驗非常有限的情況下,在政策制定或者是會接觸反彈,也就是設計思考第一個菱形,也就是探索跟定義問題的這個階段,就讓大家來集思廣益,因為在探索跟定義的階段,我們的專業文官,並不一定是專業者,像報稅軟體很爛的那個人才是專業者,就可以讓多重專業的人加入,而不是大家在專業文官決定之後用抗議的方法來加入,所以開放政府的核心是重建這樣的信任。
另外一個好處是在社會上,因為民主社會,各個專業利益關係人中間也是會拉扯的,在民間倡議經濟發展跟民間倡議環境永續,民間倡議科技的創新跟民間倡議這個社會正義的,常常都在打架,所以與其我們在中間變成一個很像被拉扯的專業文官,不如讓大家做出一個場域,讓大家看到每一個人的立場不同來進行共同決策,就可以把傳統公共行政領域單向民間對政府的課責概念就變成大家都可以承擔責任的概念,這樣就專業文官可以發揮專業,又比較不會有作為一個單一失敗點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