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當它拋棄掉部分的著作財產權的話，任何人都可以來修改，像我改一個字，也沒有問過他，但是就是修改了，修改之後只要同意、按一個鍵，我的修改就變成他的網站一部分，等於我也拋棄我的著作財產權。
是啊！因為越多人這樣翻譯，像機器學習就可以學到越多。像在歐盟，因為所有的官方文件都必須要用很多語言，又或者像在加拿大的官方文件都要用兩種語言，所以當官方文件機器翻譯的品質，都比別人都好，因為有很多可以給機器學習來參考。
有的。我們在《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之後，臺灣從本來只有一種國家語言，變成了有大概二十種左右的國家語言，所以所有的臺灣在地語言，其實現在都是不分大小，好比像臺灣手語也是我們的國家語言，所以您每次看到陳時中部長在開記者會的時候，旁邊就會有一個臺灣手語的翻譯官，幫助他翻譯給可能耳朵比較不容易聽的朋友們知道。這個就是很重要的一個概念，語言不是只有能夠寫成文字的才可以語言，任何能夠傳達訊息的也都是語言，所以像臺灣手語或者是臺灣各個原住民族的語言，像客家話及台語等等，這一些我們都會投入很多的經費跟人力，去確保他們之間可以彼此互相溝通，所以機器就得聽得懂，好比像聽得懂臺灣腔調的現代漢語，或者是聽得懂臺灣腔調的台語等等，這一些機器學習的進步，科技部也有花相當多的經費在幫助大家。
是這樣。國家語言發展法只是給我們兩件事情，一個是在國民教育學習的階段，如果這個地方說特定族語的人特別多，他們也許整個小學就可以用那個來上課，所以並不是上一門那個課，而是用那個語言來上課，這個概念就不一樣了，你在學數學、物理的時候就已經用本土語言在上課，所以詞彙量才會多，不然都只是一些日常生活的，像捷運上的詞彙量，這個是第一個好處。
第二個好處是，在官方的場合，好比像立法院，像來立法院聽證會，他想要分享他部落的事情，他如果用漢語講的話，他沒有辦法表達很清楚，主要的語言很可能是漢語缺乏那一些字，他需要有很懂的人幫他去文化的脈絡才可以翻譯，所以不只是概念的翻譯，也是文化的翻譯，這個相信您也很瞭解，像日文裡面表示敬重的就有很多的講法，所以您翻成漢語的時候，要翻成手勢或者是眼神的動作，因為漢語裡面沒有對應的詞彙。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國家語言發展法是在官方的場合如果用他族群的語言，我們就要編列充足的經費，透過同步口譯或者是即時字幕的方式，讓所有的人都可以理解他在講什麼，這樣才有平等的參與權。
也比較不容易造成誤會，造成誤會就會有外交的後果。
機器翻譯照顧到的是準確性、正確性，好比像官方的法律文件，如果是任何一個譯者來翻譯都是一樣的，只有正確與否的差別，這樣機器翻譯確實現在已經大幅度替代人了。
但是有一些是創造性的，好比像文化上的翻譯，就是在我的文化裡面這個是一個意思、在那個文化裡面沒有對應的意思時，這個就非常考驗這個翻譯官的能力，每一個人翻出來都不一樣，因為是要看你跟聽你的話關係，好比像如果你是日本大臣的翻譯官，你跟他有很好的默契，你一個眼神、一個動作就讓他知道對方的意思。
但是如果你是臨時被請過來的，你勢必要很長一段時間來解釋想要傳達這個意思等等，我想這個部分機器翻譯是做不到的，因為要同理人的感受，所以我的意思是人跟人之間互相同理跟找到共同的價值，這個有一點像創作性的工作，這個沒有辦法用機器翻譯來取代的。
那當然是這樣子。外交當然是一門藝術，如果我們可以透過機器在外交工作裡面重複性的事情可以省略掉，好比像記錄我們今天有誰來拜訪、談了什麼主題等等，會談之後都要做摘要，這一種摘要的工作，也許機器就可以做了，但是在那個當下要能夠彼此互相信賴等等，這就不是這一台機器可以做的事，所以我覺得凡是我們叫做trivial，就是可能比較冗的事，我們都交給機器，人的注意力就可以放在彼此身上。
應該這樣講，這裡面您剛剛所說影響我們生活上的健康，不只是這個病本身，也影響人們的心理健康，好比像我們剛才就沒有握手，我們可能就會點個頭或者是現在有人拱手，現在很多很有創意的做法，這就表示人跟人之間的實體距離，因為這個的東西，好像變得比較疏遠，這也會影響人的心理健康，因為人在生活的過程中是很需要跟其他人感覺到友善的，但是現在因為這個關係，不但我們身體比較疏遠，而且很多人如果戴上口罩，你連他的表情都看不清楚，只能看眼神，所以很容易會錯意思。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第一個我覺得沒有錯，這個病是所有的人一起面對的，但是更重要的是，關於面對的心情也是所有的人共享的，等於全球現在同時經歷了類似的一些心理狀態，這個是以前沒有的，因為像SARS的時候，並不是全球性的，而是在一些地方，他當然是很嚴重，但是也因為很嚴重，所以很快就結束了，因為染上的人不太有機會傳給非常多人。
但是這次碰到的情況並不是這樣子，而是我們把疫苗跟解藥都已經非常廉價，能夠讓所有的人取得之前，所有的人都在心理不安的情況，所以這個不安的情況傳染的速度，反而還要比這個病的傳染速度要快。
所以像他們會用視訊會議的方法，本來我就比較少坐飛機，是因為溫室氣體排放的關係，現在更多一個理由，所以我一向都是用視訊，視訊以前都會說不如面對面看得到這麼多的表情，但是現在面對面要戴口罩，表情根本看不到，所以反而視訊看得到比較多。
因為我自己遠距辦公已經有二十年以上的經驗，所以對我來講透過視訊跟全世界的朋友們討論，是我比較習慣的，當然現在我們也看到您剛剛所講WHO專家的座談，也是用視訊的方式，這樣子的話，即使不太願意坐飛機或者是坐飛機要十四天才可以出來的這一些朋友們，也都可以運用視訊的方法來分享他們的經驗。
或許視訊參加比較容易？
像視訊的時候，我們的專家也有視訊，比如WHO的會議，有一個好處是並沒有分成我們叫做會員的席位、觀察者的席位、訪賓的席位，你在外交的場合，這個桌次是非常清楚的，誰是觀察員、誰是被邀請來的專家、誰是記者，這個非常明白。
但是視訊的話，大家的地位是平等的，每個人也只標注他的名字，大概也不會在鏡頭前揮國旗。這個在虛擬世界的桌次，在現在這樣子的一種實體空間，勢必要分誰跟誰比較近，在視訊上所有的人都一樣近，所以我會覺得確實這個是滿好的想法，大家也不會覺得有什麼矮化的問題，因為從外交的角度來看，好比像誰先入場，這個很重要，外交官在排序的時候，梵蒂岡的要先入場，因為他們發明外交制度，所以這一些事在視訊都沒有這樣的問題，你只要登入了就入場了。所以我一直覺得特別是針對現在的疫情，視訊不但是物美價廉，而且在外交上也比較不會起爭議。
他們是讓人民對政府透明，我們是讓政府對人民透明。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一句話。
我想他們的科學社群，其實是很早就發現，也有跟國際的科學社群分享，所以在這一方面，我覺得至少以科學的專業來看，一開始他們提供了有價值的資訊，但是對於新聞記者方面就不是這樣子了。
大家都知道在疫情的一開始，特別是在武漢，新聞自由可以說是沒有的，但是一個社會如果沒有新聞記者，只剩下官方的宣傳，誠然看起來好像很穩定，但是實際上就是作決定的人也拿不到他所需要的資料，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這個透明性我想不只是對國際社群，對他們內部的治理在疫情剛開始的那一段時間，也有不利的影響。
應該這樣講，我覺得這個是兩件事，一個事是言論自由，因為言論自由當然在特別傳染病發生的時候，當然大部分的人都會覺得你並不是有好比像造謠，希望把疫情擴大渲染等等，當然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但是在大家不安的時候，這個言論自由會造成社會傷害，也許必須要考慮進去的事情，這個是為何全世界都在討論，也就是言論自由在這一種情況之下，是不是應該用某種方式去確保大家有言論自由，但是又不會造成人心的恐慌。
每一個政府處理的方法是不一樣的，有些人是那我們就讓新聞界自律，新聞記者來擔任這個把關的角色，這就是有新聞自由的地方，好比像在臺灣，或者是在日本，日本的任何新聞社，絕對不會只是因為聽信一個謠言就刊登到你們的新聞者上，一定經過非常精密、查核的程序，雖然保護他的訊息來源，但是絕對不會擴散謠言的發展，所以大家就養成一個習慣，也就是上面看到「NHK」，這個表示有人精密調查過了。
說不定比政府還有信用。當新聞媒體的公信力不亞於政府，這樣大家就可以同時保有言論自由，但是又不會在疫情擴散的時候，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但是如果沒有這樣子在社會部門，具有第四權的單位，這樣大家就只能往政府這一邊去尋求資訊，可是政府有互相衝突的兩個需求，有治理上的需求，但是也有給出交代，也就是當責的需求，而如果政體是民主政體，這兩個是必須互相平衡，但是如果並不是民主政體，一定是這個比較重要，所以這個是結構上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沒有新聞自由，至少要用民主政體來彌補，但是這兩個如果都沒有的話，您剛剛講的言論自由，實際上的用處就很有限了。
我剛剛講的意思是，對他們來講治理的重要程度，比去確保民眾下一次選舉還會投給他要重要。
但是民眾下一次選舉會投給他的這一件事，在臺灣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如果在治理上採取了一些方式，侵犯到大眾的權益，下一次大概就不太可能當選了。
所以大家就非常注意，像網際網路，如果有任何政治人物去說我們要在網際網路上去實施言論控制，因為我們都還記得臺灣以前沒有言論自由的時代，也就是戒嚴的時代，所以大家就會群起而反對，這樣的話，個政治人物就沒有辦法有政治生命。
所以並不是治理在我們這邊是不重要的，而是民主制度要求我們，一定要找一些不侵害言論自由的方法來達到治理的目標。並不是我們犧牲掉治理的目標，而是我們必須找出創新的方法，但是當然如果有一些不需要靠人民選票的，可以用舊的方法、用過去的方法，那個也是有效的，大概只是這樣的差別。我並不是說他們不在意，而是結構上並沒有一個被迫必須要創新的部分。
尤其如果投票率超過70％，更應該要對所有的人負責。
當然在地方層級等等也有一些選舉的制度，在黨內也有一些選舉的制度，但是主要我覺得挑戰是這個選舉制度的拘束能力。在比較高的位置時，中間會經過好幾層的代表，每一層的代表可能都要考慮不只是把他推舉出來的利益，也要考慮到自己，以及他上面那一級的利益，但是這樣的層級數越多，這些如果都不是選舉產生的，這樣對所有旁邊的人來講，中間的討論就沒有辦法公開。
我想這個是體制上的不同。
我想有兩個主要的因素：
第一個是臺灣的年輕人理解到，參與選舉只是參與民主的一個方式，平常只能透過網路連署的方式發起，或者是公投的方式，或者是參與式預算的方式等等，我們有非常多的方式讓年輕人都可以參與，因為你四年或者是兩年才參與一次，你在平常是不會去想政治，這樣選舉來了也不會花特別多的心思去想，但是如果平常有各種各樣參與的方法，像在網路上連署應該把塑膠吸管逐漸禁止掉，因為塑膠吸管很容易被隨手拋棄、流入海洋，這個是一個大問題。
之前有一個連署就是逐步要替換掉，所以你常常看到是用紙做的，或者是生質的能源做出來的，用農業的循環材料來製造，所以過程裡面不但不造成碳排放，可能還可以減少碳排放，像很有創意的做法，也就是連署的朋友，我們見到他的時候，為何可以號召5,000多人？因為她在網路上有一個社群叫做「不塑之客」，大家儘量不用拋棄式塑膠餐具的客人來組成這樣的社團，因此很多人就同意他的看法。
我們看到的時候，並不是一個很資深的環境運動領導人，而是16歲的高中一年級的學生，類似像Greta Thunberg的一些朋友，即使還沒有投票權，在15、16歲就已經發起這一種動員，並且造成政策改變的經驗，這樣你可以想像有投票權的時候，一定很積極地參與。
所以我剛剛講說有兩個，一個是平常有不是選舉或者是投票的方式來達成政策改變，包含連署、參與式預算、發起公投等等，這個是一部分。
另外一個部分是，這邊必須要真的能夠造成政策改變，並不只是大家聚在一起討論輕談而已，所以有人願意把這樣討論的結果，真的一條條回應，這個就是給出交代，所以這個時候才會有一個正向的循環，不然大家都可以組成讀書會、都可以討論，但是如果討論也公開了結果，但是事實上執政者完全沒有看到，這樣討論就很容易跑到街頭去、都去抗爭，因為都沒有效果。
第二個同樣重要的是，我們叫做參與的拘束力，也就是行政的部門，必須要跟立法部門一起合作，所以這一些朋友們還在討論前期方案的時候就來傾聽，這樣子的話，年輕人才會覺得我加入，我不但是很像提出我的意見，事實上我在領導社會的方向，這一些年長的朋友們是幫我完成這一個方向，而不只是把我當作伙計、打工一樣的來使用，所以這個是要引領社會的方向感覺，是靠這個拘束力取得的，所以參與的機制跟拘束力，兩個是缺一不可。
我們跟立法院之間，如果彼此同意說把我們在討論這一件事，好比像立法院的黨團協商的過程，也都公開給全民去看，這樣的話，大家提出一個想法的時候，我們又願意在好比像我們提出一個草案，甚至是我們一個行政管理的規則，都先放到網路上，大家先討論60天，這樣民間產生出來的意見，才可以讓民間集結的動力出來。
如果只是正在討論這個，但是說「相信我們就好」，這樣剛剛講的這個都不會發生。
當然，這個是有必要的。而那個是在做出方案時，但是我剛才是在講蒐集需求的時候，就是有什麼新的主意、想法，那個就是大家都可以做的。
也就是蒐集意見、看法。
對得。
我們的國家發展委員會，有一個平台叫做「Join」，也就是叫做「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不只是中央，也包含地方政府，甚至包含我們另外一個叫做監察院的審計部，都有來使用。
而這個平台的訪客超過了1,000萬人，所以意思是臺灣2,300萬人裡面，有將近一半的朋友曾經來看過這個平台上的資訊，所以這樣的話，在上面所提出來的提案，你如果要提一個提案，好像你如果在網路上買東西，現在很多網站上會說你買了這個，我建議你看另外三個，可能跟你的需求有關，是不是要買買看？
你在這上面提出建議、連署等等，也會告訴你說有一些別的主義，有一些別的政策或者是想法，你要不要瞭解一下？因此就讓彼此間互不瞭解、互不聯繫好幾個不同社會的組織，透過這個平台有機會結盟，我來讓我的人連署你的案子，你的人也來連署我等等，因此就變成一個社會部門，以前叫做「第三部門」，但那好像他在決策的排序重要性很像比起我們的公共服務的部門、經濟部門，很像他是第三個，現在我通常改成說「社會部門」，並不是排序第一、第二或者是第三，而是一開始很敏銳知道新的社會發展方向，也就是社會創新，也就是靠社會部門的力量來發動創新，這個平台也可以多瞭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