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
對，就像目前很流行的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這十七個裡面把幾個做好，選票就來了（笑）。
比起扶植所謂的「終結貧窮產業」、「優質教育產業」、「永續城鄉產業」，當然你後面都可以加「產業」，可是實質上這些是創新，並不一定是產業創新，這些產業創新是跟著社會創新的需求來的。
好比你有GPS和手機，當然就想要用來叫車，那Uber是跟著來的。一開始是有這樣的需求，並不是國家說要扶植Uber，我想是這個邏輯。
確實。其實不用特別挑什麼題目選，就會是他們了，不需要為了這個創造奇怪的名稱（笑） 。
我覺得再過兩年就沒有人提了。
很好。
Media Lab跟Sloan School我比較熟。其他幾個有聽過，但沒有很細看他們的報告。IBM做的數位轉型當然跟他們的智慧城市是一整套，包含他們所謂的AI結合HI，這種東西都是同一個講法。
我當然覺得去認識人、建立一個長期的關係是好事。這就是我當時進來的時候，把「亞洲‧矽谷」中間加一個連結的原因，是希望累積到的是長期的工作關係，而不是這邊有一個園區、那邊一個園區，投了錢，後來什麼都沒有的情況。
這種長期的連結，無論是他們那邊的加速器或是新創的輔導團隊，都是很實在的。因為Media Lab自己就有很多東西出來，有哪一些你覺得不錯，像這個是Media Lab來社會創新實驗中心辦的，他們拿了一堆三輪車，在這邊做自駕車，因此有很多這種長期的雙方合作。
這邊好比像我們接下來做的無人載具創新實驗條例，都有一些影響，等於隨時可以跟上發展。
對，還有一個叫做Phil Tinn。他們的老闆是Sandy，他在WCIT有來，我們聊了一些，像個資的處理或是資料蒐集的部分，也交換了一些paper，後來都有保持聯絡。
像這種長期的關係，對我來說就比單純招商來得重要——因為我們有什麼新點子，他也幫我們放大，這也是很重要，我當然很鼓勵這樣的訪談。
有什麼我可以幫忙的？
東岸嗎？
因為4月22就要去微軟，那是到西岸，這樣travel有一點多。
微軟是這樣子，他們來這邊設點，一百人或者是兩百人也好， 那是一個灘頭堡，他們想要做可能像中文鍵盤、智慧互動等等的這些題目，但他們自己在總部那邊對於繁體中文的路線到底是什麼，其實我們在外面看一直不是很清楚。
我覺得不管是教育上的應用或是什麼應用，我們看到的都是歐洲那邊比較多，簡體中文也有一些，但跟臺灣這邊的幾乎沒有連結，像到現在Windows Cortana都還不能用，所以其實我去微軟也是想要把這一件事搞清楚。
因為我以前在蘋果是做Siri，算是他們的競爭對手。
我們辦公室對輸入法的需求是很殷切的，像我們現在講話，都有一分鐘350字的朋友在幫忙打成逐字稿。
如何讓中打只有100字左右的朋友在機器的輔助之下，也可以到類似的表現？這也是一個題目。
其實就是一個人厲害，就是Wendy厲害而已（笑）。
有。她用的是特製鍵盤，就是左、右手各打一個字，就是叫做「速錄法」，是一個叫做唐亞偉——跟我沒有關係——的人發明的，叫「亞偉輸入法」，左右手同時觸鍵，所以像參訪就是左手打「參」，右手打「訪」，一出來就兩個字，因此比一般輸入法快一倍。
臺灣目前正在train一批新的人，不然現在只有三、四個人會用這個輸入法。
所以一方面是輸入工具的改善，二方面是透過人工智慧看即時修正錯字，或者是把英、臺語處理。即使當了政委，我還是繼續在做這個研究。
我也這樣覺得（笑）。
包含我們現在用一個球型的360錄影機，可以直接做講話的人的辨識，甚至連誰在講話都不需要特別標記，就是在360攝影機裡面，透過一些AI的方式，甚至很多人七嘴八舌討論的時候，都可以把講話的位置分析出來，然後再做逐字稿。現在是行政院三樓的一些朋友在做這部分的開發，所以我等於在裡面帶一個新創團隊（笑）。
對，我們現在大部分都是用投影機對這兩個場地，我們這邊投影那邊、他們那邊投影我們這邊，但是三個以上的時候，就有一些額外的處理。
我們現在是在行政院裡面，用當年SARS留下來的系統，叫做Scopia，我們現在巡迴在臺灣四個不同行政院的聯合服務中心，我們實際去練那邊的人，然後把這些地方的機器都架好，每一次開會都有逐字稿，大概有十二個部會都在空總——台北社創中心——我自己下去花蓮，然後那邊有二十個人，台北這邊也有二十個人，然後就對接上，這樣子巡迴好像十次了，現在效果很好，當然每次都增進一點，但是至少這一些聯合服務中心都跑不掉，因此每一次去把它弄更好一點。
打字目前現在是Wendy手動打，當然我們是希望……
您直接走過去就是了（笑）。
是啊！而且需求就在那裡，並不是沒有需求。
這應該是大家的共識（笑）。
是，我20幾日是去西岸。至於我能不能早一點去東岸，一方面也要看院裡面有沒有旅行的預算；另外，當時不知道質詢結束了沒有，我看一下。
他們談研發總部的時候，我們一併談，所以應該算「AI+R」那個部分；我的時間應該不太可能跑兩個地方。
沒問題。這一次要找的話，我希望能夠找到一些比較高層的人，具有公司本身要做數位轉型任務，比較有這樣的壓力或mission的人去看。
對，不過我想蔡執秘及郭前執秘有去的話，其實是非常好的，因為蔡執秘就是在掌管DIGI⁺。
很好啊！這樣就是方法論了。
……沒有那個資源就打掉重練（笑），反正沒多大嘛！
其實像我們現在做社會創新，不管是大家看到airbox的例子，大家建一些偵測器，也輸出到國外了，一開始的商業模式其實是很不確定，但是有解決社會問題，所以可以動員人，也就是成功不必在我、傳到全世界看誰找到商業模式就去做的狀況，臺灣在這方面其實滿強的，也就是用極低成本找出解決社會問題方法的東西。
所以當我們在說打掉重練的時候，意思並不是本來的本業不去管，而是本業已經滿成功了，可能像你剛剛所說的，比較小的，1億上、下公司的程度，但就覺得可以給經理人去做，他自己來做一個有公益使命、來解決社會問題的社會企業。我們在臺灣看到很多這一種，像「大愛感恩科技」就是這一種創業，很多老總拿他們的專業經驗投入社會使命。
在臺灣這方面，其實我覺得已經自成一個生態系，從他們的角度來看，政府不要擋路就好了。如果法規有一些灰色地帶，我們就來幫忙解消。因此我說小的，還不到3至8億，其實自己有相當大變通的能力；即使人沒有辦法換，再找一群年輕人，這個也可以做得到。但是你講的中間部分，這確實是需要方法論，這個是很重要。
還願意為社會作貢獻。
這個是創新的驅動力，我覺得這個很好。
我自己其實在入閣前、入閣後都還是做一樣的事情，就是做這一種社會創新，所以我覺得在公部門裡面，我能夠做的是，儘量讓大家把產業創新跟社會創新並舉，不要總覺得產業主導，像每次有一個新的科技來，不管是AI或者是比特幣或者是行動支付，好像比不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轄地區就是落後，變成很像小時候比班上第一名、第二名的方法，很多人會被這樣子排名。
不管是行動支付或者是別的技術，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在這邊前一代的技術已經做得滿好了，沒有比那個體驗好，其實不可能切換過去。
就我常常開玩笑說，我們只要不准超商設ATM、不抓假鈔，過一年之後行動支付就90％，非洲有些國家就是這樣（笑），但是何必呢？
當新技術來的時候，如何透過像《金融創新實驗條例》，讓想要第一波的人先試，並不是整個社會賠進去。
如果是好主意，當然大家就適應，但如果不是好主意，也不要一窩蜂。
確實是這樣子。我們要硬去改臺灣的長、寬、高，那大概做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