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你一小時要切幾分?
我去DC都是這樣講,我們是數位對話,透過AI整理出共識,我們是在保障言論自由的情況下去進行共同治理。
我們讓政府對人民變得透明,PRC是把人民對政府變得透明。我們是讓社會創新來引領法規創新,PRC是要求大企業全部設置黨支部,用黨的意志來貫徹到企業裡面。
我一直認為,PRC做這個並不是力量的投射,而是不安全感的展現……
也對。
不太可能讓我連續講一小時。
所以每個人開場先10分鐘,或者是5分鐘?
然後主持人就有一個觀眾的問題?
因為一個小時其實是很緊湊,大概只能處理兩個主題,就已經差不多了。我自己通常都是開sli.do,讓聽眾自己問問題、打分數,然後分數越高的,我就越先回答,等於這個好處是很有參與感,不會有人中間睡著,但是主持人的角色會被弱化。這個也是可以被考慮的。
任何人都會有手機,直接從手機裡面打開一個QR code,就可以留言,留言之後就變成不會彼此按讚,最高讚數就會被先回答。
如果會場有投影機,其實就是專門一個投影畫面,你投上去的之後,所有的人都看得到QR code,大家都可以掃,掃了之後其實等於像我一面在講,大家掃了之後就一面上來,上來的話就會用手機提問。
這樣的好處是像我們有三個,各講個7分鐘,21分鐘就過去了,21分鐘一到的時候,這上面就會有一堆問題,所以可以非常平穩的接下來40分鐘,全部接到Q&A,臺灣都是最後剩5分鐘才會有人舉手的很奇怪狀況,因為這邊是匿名發問,所有的人都在滑手機,沒有人知道是誰問的,所以就會很踴躍,這個是一個可能性。
我一般演講都是這樣。
你只要有投影機就好了。
就等於crowd moderation。
也就是10分鐘、10分鐘之類的。
然後30分鐘留給Q&A。就不用轉場。
這樣很好。但是另外的講者,我們是不同的公部門、私部門在看同一件事,或者是你要debate?
你要debate,那就直接邀social credit的設計者來就好了。
這會顯得我們非常雍容大氣,只是你們……
可能是以研發人員的身分,不是官員。
是。這也就是說,讓Fascism有講話的機會,更顯示我們的言論自由(笑)。
這只是一個可能性。當然不是說要你們邀方濱興老師,我想他不太可能來臺灣,會被內控。
對,他可能說:「我們還不是Fascism,我們只是Authoritarianism。」
如果邀一個歐盟體系的,那跟我的立場基本上相同,其實沒有什麼辯論可言。
你邀一個美國體系的,過去是認為個資都可以賣,現在像加州逐漸在修正了。但那個討論,在臺灣其實大家都已經聽慣了,並不是好的debate,因為這個debate每天都在台灣發生。
現在我們是堅守言論自由來處理資訊操作,所以是同一個軸線。
好比像沈伯洋老師,基本上我們的價值是相同的,所以我和他吵不起來。吵得起來是必須主張Authoritarianism。
有不同的考量。
如果請好比像阿里巴巴的營運官,那是私部門,但是又是社會信用體系主要的工程師?
因為他可以主張一些數位極權主義,但不是積極鼓吹民族主義、併吞臺灣的內容。
我覺得這個給他15分鐘,是可以很完整地表述。
真正在執行的私部門。
對,就是設計系統的人。我們是用英語還是?
理解。
阿里巴巴有global policy的人,或許可以試看看?
被要求?
他們即使獲准來這邊,當然一定有些不能講。
他一定能講他可以講的。
或是像螞蟻金服?
好比像井賢棟老師、胡曉明老師,正在構築「社會信用」體系的人。
他們可以講餘額寶等等的設計理念。
要是都邀不到這一組人,我覺得就要邀Libra那組人。他們在做的,其實也有相似之處。
主權要素有人民、領土、政治、外交,現在他把鑄幣權拿去,那就已經快要獨立了。(笑)
是。這個時候資料治理也是非常重要,因為Libra聯盟的當責機制是自己設定的。
舉例來說,像最近臉書說要成立一個委員會,除了一般的公司治理之外,還要自己有一個司法權,去模仿三權分立,但這其實根本不受現行代議民主約束。
這個有前例可循,就是建構網際網路的社群朋友們,其中也有很多人盡量不想受到國家主權約束,所以有其一套哲學體系。但這也有其危險性,因為這個治理架構並不是誰選出來的。
不過,如果同時邀Libra跟螞蟻,那會模糊焦點,因為兩個服務的模式畢竟不一樣,但是任何一個都很適合跟我們討論。
畢竟已經七年過去了?
我們也可以講說,為什麼我們把STO看做是股權式群募,為何用沙盒的方式來做,讓大家有第一手經驗之後的監管,如何從純粹控制變成慢慢跟業界一起引導,這裡的重點是COGOV,協作治理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