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實例嗎?
意思是PChome太大了,壟斷市場?
PChome有大到這個程度?
但是最多60天左右的時間,對不對?我們全部大解禁之後,看三倍券的用法就知道了,絕大部分的人還是希望拿一張紙出門消費,跟對方說:「你辛苦了,我來支持你。」當然有一部分的人會變成4倍、5倍、10倍券,你如果刷3,000元領2,000元,或者是刷3,000元捐2,000元的話只有三倍而已。
我的意思是,我覺得在臺灣,大家還是很希望有人情味,不是只是很像我覺得中小企業很辛苦,所以我只是用錢去支持,我希望人到,就是我挺你的時候,我希望是當面跟你講,而不是無接觸取餐寫一張紙條,請外送員拿回去跟你講,這個雖然可能也有八成,但是應該算是少數的案例,絕大多數的案例還是希望能夠面對面。
當然這個在全世界是很獨特的,因為這是奢求——對於其他所有國家來講——但是我們目前觀察到的消費行為是,應該並不至於被逼著只有電商通路,但是確實有一段時間,我們禁止大型集會的那一段時間,他們當然是覺得我如果不投資一點到電商通路,如果未來疫情失控就完了,因此大家有一些投資,這也很好,因為你一投資了,疫情之後就會發現其實有些事情真的不用面對面開會,也就是大家省一些工作的時間,也多一些行銷的管道等等,但是他們也不會因為這樣子就變成電商,如果不會因為這樣子就變成電商,自然也不會被垂直整合所壟斷,因為有其商圈的死忠的顧客,他的實體三倍券現在還是占絕大多數的量,各個商圈的聯合促銷,自己發一大堆券了,你去誰的門口都說:「本店支援三倍券、動滋券、藝Fun券、客庄券。」所以目前來講我倒覺得還好,他們如果因此買了POS機,so much better,但是並不是只能用那個POS機。
我覺得唯一要說有的,說不定是FB跟Google把大部分的廣告收益吃掉的這點,這個可能比較接近這個狀態,但是這個仍然不是傳統上我們所說尋租造成純損失的狀態,何況這個跟疫情沒有什麼關係。所以我覺得這個分析架構很難套在疫情跟電商的這件事上。
我是覺得當然在疫情比較嚴重的時候,大家比較能夠接受老闆不要一定覺得看到員工才安心,這個是心理的東西,試著用視訊,發現也不像他年輕的時候,頻寬很慢、很容易抽格還要一些特殊設備,隨著用個手機、開個瀏覽器上,視訊的品質也滿好的,好像並不是一定都要面對面開會,大家的生活品質都提高了一些,因為至少不用花這麼多的時間在通勤上,這些都是心態上的轉變,或者是國外的朋友要來談生意的時候,因為不想要被關14天,所以就派個機器人或者是用VR附身在他們的家的師傅上去巡視工地,發現這個也很便宜的簡單設備,真的不難,事實上這個很像跑去視訊、跑去聯合國發言一樣,你只要做了一次,所有的外交官都看到了,所以這個比較是清掉腦裡快取的活動,並不是花了多少投資的金額,這個很難用金額算出來,而是下一次再碰到類似的情況時,腦裡多了一個選項,也就是遠距的選項,這個是有做到。
即使行政院會都這樣開。
我剛入閣的時候,也是四成多對六成,雖然有漲,但是沒有漲很多。
當然有,對我們來講,這次也是讓大家發現說當時我們在教育那一邊有個備案,如果全部的上課都要用TAnet,一算就撐不住,教育是TAnet,研究是國網,政府內部是GSN,當然還有民間的這些,他們之間的互相交換其實從來沒有想過如果所有的人都每天在上面的情況,所以我們估的都是報稅軟體的尖峰值,並沒有每天都是尖峰值的估法,因為這樣子,所以我們在前瞻基礎建設裡面特別去列了先進基礎網路設施的預算,就是去預防超前布署,假設SARS 3.0來了,潛伏期28天,我們什麼東西都要協商做好,這個時候至少我們最基礎的基礎端不能因為這樣子就有服務品質不良的情況。
其實我們的總頻寬對我們來講是夠的,網際網路理論上也就有這邊塞車、那邊繞路的這個情況,但是因為之前這些先進網路建設各有各的主管,其實要繞路還要給個入山證,總之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會去做整合,這個是很具體的方案。
另外,在GSN內部的互通,以前是用各種承辦人對承辦人約好一組IP位置,開個白名單,然後就用好一點的rsync,不太好的用STP、SFTP,很不好的用FTP的那種方式開始交換資料,承辦人換了,我也不知道到哪裡去了,就變成亂傳Excel的狀況,所以其實還有很多更糟糕的。
但是在這個情況之下,更糟糕的狀況具體來講是用手機拍Excel的螢幕,然後用word傳附件出去,其實真的比下頗有餘,我們可以想到很多別的東西,所以總之就是說現在的想法是,國發會會有一套標準交換模式,大家把現有的交換模式寫成轉接器,變成是類似共用插座,都是110伏的狀況,當然其實這個我們之前協調過很多,就是從果菜價看板、民生公共物聯網到向山致敬的一站式登山,都有很多是這個形狀,也就是Open API,API for design。
這樣子有一個好處,當一種新的狀況發生,好比像忽然間健保快易通要來用報稅軟體買口罩,這兩個中間沒有接過,但是這兩個中間有很好API對應的話,你可以一瞬間接起來,就是做一些目的以外的使用,但是當然這個要指揮中心發函,我們都要合先敘明,並不是我們想要接就可以接,每個都要依法可以接的,所以這個是T-road,也就是橫向串接的部分,縱向的部分是每個使用者都可以刷自然人憑證或者是TW FidO,知道到底有哪一些資料可能會被交換的部分,這個叫Mydata,所以T-road、Mydata,再加上先進的網路布署,這個大概是構成接下來一、兩年會致力在做的一些基礎建設。
希望更高。這樣子才有危機意識,我們有算過要3/4的人要戴口罩,疫情的R值才會小於1,不能只戴口罩,還得知道為什麼要有肥皂洗手,如果不去對這個病毒有一定程度的提防,大家掉以輕心就完了,資安也是完全一樣,大家不當一回事,那個破口就隨處都是,我們口罩發到大家的手上,一點用都沒有用,都有戴著然後露出鼻子,我的意思是要建良好的使用習慣,我的意思是對於監控式資本主義跟監控式國家主義提防跟疑慮,這個是最重要的,六成不夠,應該要再多。
要更不信任政府跟公司。只信任好比像以實聯制來講,只信任你是真的按照這個,而有所必要蒐集,不會要我留身分證字號跟名字。就是要真的發生什麼事,只要聯絡到我就好了,應該可以留一個隨用即丟的帳號,或者是留一個預付的SIM卡,這個應該讓我進場,不應該把我的名字跟身分證字號留下來才讓我進場,這個就是實聯制有別於實名制的意思。
如果你的學校也好、機構也好,蒐集超過實聯制所絕對必要的,要給出交代,如果不給出交代就要合理懷疑就是不幹好事,所以要有一個概念最小程度的個資蒐集,一旦蒐集的時候,透過像Mydata,要隨時能夠請求副本,因為請求更新、刪除的基本要求,如果連副本都沒有,哪裡來的更新刪除?同樣的,14天、28天也好,這個紀錄要銷毀,所以大家要養成最小程度的蒐集資料的習慣。
我們在跨部會資料交換的時候也是一樣,如果可以用統計資料,為何要個別資料?如果是能夠有一個統計演算法丟過去給對方計算出來之後,用完全沒有辦法還原給特定人的方式給你,你這邊每多一筆個資,就是讓黑帽駭客對你更感興趣。大家都要有一種講好聽一點是碳排放,講難聽一點是輻射物質的感覺,這樣子你只要不蒐集,自然也沒有洩漏的問題,這個是新的社會常規。
我坦白來講在臺灣不容易,就算在疫情前,進入一個大樓還要把身分證的正本交給警衛,他就用高解析度的手機把你的背面拍了,如果有背面的資料,現在要偽造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包含什麼戶籍地、配偶姓名、父母姓名,這個不是你的個資,這個是家人的個資,都要交給門口的警衛才可以停車,這個蒐集跟利用,比例原則已經沒有比例可言了,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確實很不容易一下子就跳到個資最小蒐集的新的社會常規,只要大家抱持健康的疑慮,總有一天我們可以到的。
一樣,好比像監察院現在說:「你是候選人,你的政治獻金,誰捐的、花到哪裡,每筆的細目都必須公開給大家檢視。」為什麼?因為這個並不是隱私,這個不是關於你自己個人的事情,而是關於你的選舉,這個是經過社會充分討論,還透過公民不服從,去監察院影印出來,之後建立了新的常規,這個新的常規一建立,2018年生效,民間一分析就發現在社交平台上打廣告的這件事,不受這個常規約束,因為大家的細目支出裡面都沒有這一項,表示這個完全跳過了我們的政治獻金法,我們政治獻金法說只有國人可以捐,這邊說不定有很多境外的朋友們也很想要參與我們的民主,所以花了很多的時間投放精準廣告,投放到哪裡也不揭露等等。
所以簡單來講,社會部門有個常規,透過我剛剛講的這種方式倡議,讓公部門答應了,也變成公部門常規之後,我們可以加在一起告訴FB說你在下一次選舉,也就是2020年選舉前,如果還有人打這種社會政治廣告的話,有兩個選擇,一個是比照監察院,就是只有國人可以打,而且要公開,如果誰做不當操作,就讓他選不下去,就是所謂比照社會部門要求公部門的常規,不然就是完全不要有政治或社會廣告,FB當時說有什麼法律基礎要我們講什麼,還真的沒有,但是我們說沒有關係,你不這樣子,我們就發動社會抵制。
在臺灣的話就是社會抵制誰,誰就倒,FB也不例外,所以簡單來講是還是要用一個我剛剛講的常規塑形,如果是民間發聲、政府全力支持,而且絕對不主導,這樣的話,不管是再大的跨國公司,也不得不往這個方向讓步,不然會喪失它的社會正當性。
當然DIGI+分別是數位化、創新化、治理涵融,數位化跟創新這個很多人講,所以我就不特別再講,但是我要講治理跟涵融,這個是臺灣非常有競爭力的地方,因為我們的治理方式就像剛剛講的是結合各個社會部門,並不是靠哪一個部門壟斷全部的規則制定權,所以我們這邊做出來的創新,擴散性是非常高,像我們現在發明了Humor over Rumor,用很好看的柴犬就可以把所有關於疫情不當的謠言,讓它於無形,這樣的想法就R值很高,全世界都在流傳。
這個好處是形成這個的環境就是沒有犧牲特定的利害關係人,所以在任何的治理環境都可以流傳,如果我們的治理方法必須國際民退,必須要放黨委支部,我並沒有說哪個黨,但是無論如何就是去做這些事的話,只有在類似的管制環境裡面才可以輸出。
我們所謂得到多助就是這邊的R值比較高,比較願意用這個想事情,這個時候他們的這些增進的東西,我們也可以獲益,所以不管跟歐盟在GDPR的談判上,不管是跟美國,他們也發現有關於假訊息、FB的協商,臺灣有很多的經驗可以幫忙等等,這些也就是為什麼跑去英國上議院給演講,原因是他們很需要這套治理的方式,這個可能跟農業改良、醫療藥品技術一樣,都是可以援助國外的對象,所謂的Taiwan can help。
涵融方面我覺得一方面所謂越偏鄉、越先進,並不是最近才提出的概念,我自己12歲於1993年的時候,還在用Hinet撥接的時候,就已經有聽說家家戶戶必須要很容易上網,即使在當時資源不經濟地區的公用電話或者是什麼東西,都必須要村村有電話,這個東西顯然在當時通訊權就已經類似像健康權或者是教育權一樣,純粹是社會主義的東西,不管你賺不賺得到錢就要做,這個是很強的底蘊。
我們現在5G,不管是競標多出來達到越偏鄉、越先進等等,我想這個就不只是連接層,往上的運用層等等,像各種不同的身心狀態的朋友、高齡的朋友們,各種不同的母語根本並不是我們固有族群語言,但是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來臺灣把觀光簽證當作就業金卡說自己是臺灣人,比照柏林人辦理的那些朋友們,每個都可以被這個涵融幫助,包含雙語環境跟國家等等,都可以更擴增、想成是透過數位,不只一位的方式來提供我們的公共服務,這樣子的話,才真正可以達到涵融,我在這邊如果存取不到任何的數位服務,並不是我的問題,並不是我是邊緣的族群,而是我行我來,我可以透過開放API等等的方式打造成我自己想要的方式,不用否定現有的數位系統,這個涵融一直是我們辦公室最注意的價值。
非常感謝。
很好啊!
一萬字?
「激進市場」這本書,最常被批評是看不懂。
隨便亂聊。
並沒有問題,扭曲就是二創。
就是「真確」那本書裡面的概念。
就是加油添醋,完全正確,還可以加別的。
書裡說你手上那個還好,可能是唯一還沒有完全爛掉的,書裡面說蘋果是還沒有完全爛掉的,微軟苦撐中,其他都爛透了,書裡差不多就是這個論點。
主要是一封城,你一封城,這個政策就跑不掉。
我們是把病毒關在外面,並不是關在裡面,簡單來講就是這樣。
滲透率超過百分之百,一個人好幾個帳號,早就超過人口了。
簡單來講就是民主被摧毀、社會公信被摧毀。
我們在資料蒐集上,這次防疫有個大原則,我們不去做任何在疫情前沒有用過的蒐集方法。
對。簡單來講我們的細胞廣播,從手機的訊號強弱蒐集大略位置,從而推送簡訊,這個在災害,特別是地震跟淹水的情況之下,我們用過非常多次,事實上沒有收到的還會說自己是國家級的邊緣人。
從藥師的角度來看,口罩實名制運用健保卡的方式跟既有慢箋的使用者體驗是類似的,雖然系統完全不同,但使用者體驗非常非常像,又或者像我們在所謂居家檢疫的這個階段,我們運用現有的好比像里長、里幹事的系統去關心大家的精神健康等等,但是並沒有要求大家去穿平安符、手環的設備,也就是用質性的方法來確保狀況很好,並不是監控你心跳的方法來確定你的狀況很好,主要的原因是要推出新的資料蒐集方法的時候,就會造成新的社會常規,如果在疫情前沒有確立,在疫情的時候,硬要做社會常規的時候,這個正當性就非常非常低,因為每個人都會覺得知道怎麼處理、利用。
但是當你的蒐集方式基本上不改變的時候,你只是做以前沒有想過的運用方式時,這個時候大家對這個來講正當性就是特別高,也就是大概講得出來這個是怎麼回事,像最後健保卡用在便利商店去購買口罩的這件事,這個事情跟繳地價稅的是相同的,只是有這個習慣或者是知道這個事情不多,因為這個是2016年才開始的政策,但是從便利商店的角度、店員的角度來看,這個是他們已經是萬能的其中一項能力,不需要再去學第101種,才能擔任第一線去輔佐對社會比較不那麼熟悉的老人家、移工等等,總之可能SIM卡不是自己的,因此不可能裝健保快易通,又或是乾脆沒有智慧型手機,但是一定有健保卡的這些朋友擔任數位轉借者的角色,因為擔任數位的方式其實就是在事務機辦其他方式的角色,也並沒有因為這樣就移動到提款機去,因為當初最早實名制的時候,有一案是實名的認證是透過行動支付、記名票證,就可以立刻解決這個問題,但是口罩就不會3/4的人買得到,第二個這是新的資料蒐集體驗。
第二個,在便利商店預購的時候,我們也有另外一案,就是在提款機可以一面預購、一面付錢,理論上少一個動作,但是這個是新的資料蒐集體驗,我們都是棄用了這些新的資料蒐集體驗,而去用原有的資料蒐集體驗,原因是這樣的社會正當性比較高。
也就是在利用端,並不是在蒐集端。
當初如果只是蒐集端,這個是資料,當他實際運用在運用端的時候,也就是叫做「數據」,也就是以「數據」的「據」,也就是以數據為依據,報紙上都有,很像25歲的一位朋友算出數學模型,只要3/4的人平常有戴口罩,R值都不會大過1,這個是很早就做出來的報告,我們在院裡大家都看,事實上陳其邁副院長把我請到他的辦公室,他算給我看3/4的人戴口罩,我們就贏了。
但是這個很重要,從傳染病學的角度來看,重點倒不是多簡單拿到口罩,就算很不方便拿到口罩,只要3/4的人有,就贏了,就算是1/4的人拿到口罩,按一個鍵,口罩就掉下來,我們也輸了,會變成社區傳播,所以一開始等於是有公衛循證治理最高的理論基礎在這邊,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配合這個。
當時的挑戰是如何在短短的30天之內讓75%的人有口罩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