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因為在任何時間點，整個社會的頻寬大概總共只容得下三則 R 值大於一、也就是正在爆紅的流行假訊息。所以我們把能量，也就是國際事實查核聯盟的能量，集中在這些正在延燒的謠言上，然後由他們來查核。這是一個獨立組織，也會查核行政部門。不過結果是，一旦他們做完新聞工作，現在還有一些像是國小或國中年輕人的貢獻，我們就把這個迷因寫出來，讓大家理解：嘿，這其實是你可以拿來笑、然後一起共創的東西。憤怒就這樣消散了，大家也就不會再陷入那種陰謀論的思考場域。
這個非常強的社會部門授權，也讓我們能夠和社群媒體中比較反社會的那個角落，也就是 Facebook，還有許多其他平臺談判，跟他們說：「嘿，社會部門已經施壓公部門，讓它公開，比如政治支出和捐款等等，Facebook 上的政治廣告也需要比照辦理，以開放資料公布，並禁止境外贊助的廣告，好讓調查記者能做他們的工作，否則他們可能會面臨社會制裁。」Facebook 在 2019 年讓步了。於是在我們的總統大選中，我們有了一個思想市場，相當程度上不受境外干預，也不受特製化廣告影響。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因為香港的情勢當時正逐漸成為我們總統大選的決定性因素，而這是一場真的在那邊散播的假訊息攻勢。事實查核人員揭露，右邊這個替換的圖說，其實是根據一張真實的路透社照片，但這個替換圖說很可能是由（笑）國家機關，也就是北京政權的中央政法委員會所贊助的。但我們沒有下架任何東西，而是放上一則公告，讓大家無論何時分享，都能理解它的框架，進而發展出像是心靈的抗體這樣的東西。
同樣的做法也適用於，像是投票。「投票被做票」的謠言。我們同樣用邀請 YouTuber 來參與開票過程的方式來對抗，各個政黨有各自不同的 app，但都即時地計算開票過程。所以大家選擇從自己支持的政黨接收資訊。當然，我們有四個主要政黨，但它們全都使用同一套群眾外包的問責機制，能即時偵測隱形墨水之類的任何東西。所以，陰謀論再一次沒有成長的空間，他們的網軍也沒有成長的空間。還有這個我已經提過，關於醫療口罩的假訊息，很快就被對抗了，因為大家會去藥局，透過以同一個開放 API 為基礎的 100 多種不同工具自己查證。
這部分我想說的是，我們把資訊疫情當成疫情來處理，確保寬頻是一項人權，推動數位素養，不只是識讀能力，在國中小開設媒體素養課程，讓他們能檢視所有總統候選人的論壇、辯論等等。然後我們創新地標記正在延燒的假訊息，也禁止像是精準廣告的領域、金錢的領域，也就是社群平臺對話中比較反社會的那個角落。這一切都是為了創造數位民主的必要條件。
就像我們的總統蔡英文博士在 2016 年就職演說中說的：「過去我們把民主想成兩種對立價值的對決，但現在民主必須成為多元價值之間的對話。」對我來說，這象徵了這樣的思考：與其讓 49% 的人每四年或每兩年，看情況，就覺得自己輸了，透過每位選民每四年上傳三個位元的資訊，這頻寬非常低，我們確實應該把民主看成一種科技，並且提高民主的頻寬。
這真的就是我的辦公室，我在這裡舉行每週三的開放辦公時間，它位在臺北正中央、臺北市的心臟地帶，叫做社會創新實驗中心。我們邀請所有社會創新者來展示他們的作品，比如自駕車，甚至在我們還沒有自駕車法規之前就開始了。不過這些是三輪車，它們是開源的，採用 MIT Media Lab 的開放資料，所以大家修改它來符合在地社區的需求，藉此和 AI 共同馴化，讓大家把 AI 看成輔助智慧，而不是威權智慧，進而建立有效的夥伴關係。
所以我們很多工作，是確保有一種制度化的方式，讓這樣的共創能在選舉週期之外發生。例如我們每年都有總統盃黑客松，邀請大家進行數位創新，像是打造輔助智慧來節約用水，因為我們今年面臨缺水。拜氣候變遷所賜，我們去年沒有颱風。所以他們用 AI 系統非常有效地偵測漏水。而他們只有預算能在基隆地區和社會部門一起試行，因為他們贏得了冠軍。總統盃黑客松我們頒發五個這樣的獎。
獎盃同時也是一台微型投影機。打開它，就會投影出蔡英文博士頒獎給你的畫面，說你在三個月內在地方、小規模做的任何事情，總統承諾那就等同一項行政承諾，會在接下來 12 個月內，連同所需的預算、人員和法規，一起變成國家層級的政策。但民主授權在哪裡？嗯，其實五支獲獎隊伍都需要經過一段育成期，在這段期間我們建立社會部門、私部門和公部門協力的資料聯盟。
所以我們協作做出像這樣的空氣盒子，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國小學童量測 PM 2.5 空氣品質，寫進分散式帳本，然後展現即使是七歲的孩子，也能成為很好的資料管理者，為環境感測做出貢獻。而且因為我們是一個非常開放的民主，我們打不過環保運動者，所以只好加入他們。於是政府投入資源，讓這樣的氣候感測社群和網路成真。所以這幾乎全都是群眾智慧或輔助智慧，而且更多時候，是輔助的群眾智慧，透過這種共創來解決一個或多個全球目標。
我提到選一個小區域來實驗，但我們怎麼發掘大家的需求？嗯，我們用視訊會議進行社會創新巡迴，所以只有我這個主持人需要出差。但中央政府的 12 個部會在社會創新實驗中心看著這些偏鄉地方，由我來主持對話，讓他們能在此時此地回應大家的需求，並確保各部會不是互相抄襲，而是在一種沙盒的概念裡彼此共創，把這些解方試行個六個月、三個月等等，看大家喜不喜歡。
但我們怎麼大規模地傾聽，找出大家到底喜不喜歡？嗯，像是自駕車、在地 5G 沙盒的 5G 頻譜分配，還有這個，是 2015 年最早的那一個，關於 UberX。有人稱之為零工經濟，有人稱之為共享經濟，有人稱之為平臺經濟。我們不糾結在這些抽象的對話上。我們問的是：對於有些沒有專業執照的自用車載陌生人、還向他們收費這件事，大家有什麼感受？當然，感受沒有對錯。你可能覺得開心，他們可能覺得不爽，都沒關係。但透過這個利社會的數位公共基礎建設，叫做 Pol.is，它是開源的，我們確保那些反映大家共同感受的想法，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粗略共識，會轉化成一場面對面、即時審議的議程，而且這場審議也會直播。
體驗大概是這樣。有人說：「我覺得乘客責任險非常重要。」你可以同意或不同意。如果你同意，你就往我這邊靠近；如果不同意，就離我遠一點。但這裡沒有回覆按鈕，所以網軍沒辦法成長。經過三週這樣的對話之後，我們總是看到，意識形態或分化性的陳述還是在那裡，但大家不會在上面耗費熱量。然後 Pol.is 對話所揭示的粗略共識，就是我們要求自己負起責任、拿來和利害關係人審議的議程，因為我們知道那是每個人都可以接受的，對吧？
這就是推動多元化計程車的共識陳述。所以現在的法律是，Uber 是一個合法的「Q Taxi」車隊，但也讓平臺合作社、LINE TAXI 和許多其他計程車公司，不會削價競爭、跌破現有的跳表價，同時又能以反映新創新的方式運作，比如動態加價等等。這就像 KPI 衡量進度，但它也是群眾外包的。這是群眾外包的議程設定。所以結果是，透過這種方式，大家發現，當我們從粗略共識這類角度來看事情時，彼此的共同點遠比原本在社群媒體比較反社會的那個角落裡想像的多得多，讓我們能找到共同的價值，並交付實現這些共同價值的創新。以上是我的開場，很期待接下來的討論。
那我是不是就照時間倒序來回答？因為我是個倒序派嘛。（笑）還是我們先換 Ben？
好。那，我真的是倒序派，所以我會（笑）倒過來回答。我想，理論上，當我說「多元」、說「社會部門」的時候，意思是任何一個公民社會組織，真的都可以開設這樣的審議空間。就像非暴力溝通、開放空間技術、動態引導技術等等。這些不是壟斷，而是技術。這些是社會技術，就像社會科學也是科學一樣。
我們確保身為公民社會組織的人——舉例來說，2014 年太陽花學運我們佔領國會的時候，有二十多個 NGO 一起佔領國會，每一個都佔據國會附近的一個角落。我們做的只是確保那裡是個安全的空間，不只是不受警察侵擾，因為大家反過來包圍了警察，也要不受假訊息和謠言侵擾。但從那時起，每個公民社會組織都各自以開放空間技術進行對話、各自採用動態引導技術，完全沒有任何中心。
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寬頻的普及，所以隨時直播大家的發言沒有任何邊際成本。另外也仰賴自由軟體，像 Discourse，後來還有 Pol.is 等等，這些都可以輕鬆自行架設，然後直接分叉。如果有一群人不喜歡它的治理方式，他們不必說服某個中央權威，才能改變審議進行的方式。他們可以直接把審議——反正全部都是開放資料——帶進一個複製、分叉出來的對話，把它帶往另一個方向。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談到這些迷你共和國，大家處在一種非競爭性的狀態。如果你不喜歡某個審議進行的方式，你隨時可以分叉到另一個迷你共和國，直到感覺更有凝聚力、更有自主權為止。從我的描述聽起來也許很混亂、很像蜂群，但它其實行得通。街頭上有五十萬人，線上還有更多人，我想我們已經相當確定地向臺灣所有主要政黨證明了：嗯，這種方式確實行得通。我們可以把審議規模化，而且我們確實把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審議，凝聚成五項非常具體的訴求，一個都不能少，而且全部都被國會議長接受了。
所以我想，我主要的建議就是：讓大家可以很簡單地在很小的迷你共和國裡啟動這樣的對話工具包，也許小到二十個人，甚至五個人，然後從第一原理出發，向外、向深擴展，而不是往上擴大。
至於開發中社會，就像我提過的，免付費專線、電視或廣播每天的直播，這些都是適切技術。順帶一提，我不會稱它們為低科技。（笑）它們是適合當地人的適切技術。至於迷因，嗯，它們是數位的，但我們也有年輕人直接手繪、印成海報，或者在牆上塗鴉等等。所以迷因的本質就是會適應形式。所以我從來不會指定任何需要寬頻的東西，像我們現在這樣的視訊會議。只有在大家對它感到自在的時候，我們才這麼做。所以我們把科技帶到人群身邊，我們從來不要求大家遷就科技，或配合科技的運作方式。
這也處理了大家對科技在心理上的恐懼、不確定與懷疑，因為大家覺得，就像我簡報中間展示的那些很可愛的自駕三輪車，大家覺得這就像購物推車（笑），他們也可以自己改裝。它從來不會跑很快，從來不會輾到人。所以比起那種，你知道，列隊行駛的卡車，或看起來很嚇人的東西，大家覺得自駕車是他們可以一起馴化的東西，而這種參與式設計的感覺也非常重要。
這也連結到 Buckminster Fuller 那句話——那句話不是我發明的（笑）——關於建立一個讓舊系統過時的新系統。因為你說得完全正確，就像在臺灣我們佔領國會的時候，當權者真的很不喜歡這種新的審議形式。但我們其實並沒有說服他們。我們和市長候選人合作，就像 15-M 和其他大型運動一樣。基本上，所有沒有表態支持開放政府原則的市長候選人，在 2014 年底的選舉都落選了。
所以永遠都有一場場外賽，像是市長選舉、公投之類的。如果有人不照開放民主的規則來玩，那麼，因為這是大家已經感受到的社會部門規範——嗯，如果你參與過一場真正的佔領，你就知道我在說什麼——他們會從內在被轉化，所以他們會主動讓任何不繼續推動開放民主理念的候選人落選。
所以就在今天，今天早上，國會四大主要政黨全都力挺「開放國會行動方案」。所以每個政黨都在競爭誰對開放民主更開放，因為 2014 年之後，他們明白如果主張的政見停留在舊的低位元率，像撥接速度那樣的民主，嗯，他們就會完全拿不到選票。所以場外賽永遠非常重要。這不是說服的問題，而是直接讓不支持的人落選。
至於從迷你公眾走向大型公眾。我想這個理論其實就是個簡單的流行病學理論，對吧？如果一個想法的基本傳染數很高，它就會擴散。意思是大家會願意分享它，出於利他，但也出於展示地位、出於創意等等。但如果我們把審議品質的標準訂在非常精細的共識上，那幾乎是不可能的。在網路上絕對不可能。如果在網路上你想要非常精細的共識，按照定義，太閒的人會贏得爭論，其他人都會燃燒殆盡。即使是面對面，那也是非常耗神的過程。
但如果你只追求粗略共識，意思是有沒有什麼是我們都可以接受的，那你其實很快就能達到，不論線上或線下。在這個基礎上，就會產生這些「我們可以如何」的問題，用大家很容易記住的方式，來分析這個棘手問題，也就是需要協調行動的問題。
像是我們在做婚姻平權審議的時候，最後凝聚出的說法是：同性伴侶結婚時，是以個人身分結婚，享有完全相同的權利和義務，但他們的家族並不結婚，所以舊式的家族親屬關係不會被打亂。我們說：「婚姻成立，姻親不成立。」（We marry the in — the by-laws, but not the in-laws.）這非常容易記住，而且是個粗略共識。這絕對不是大家要簽字的東西，對吧？
但有了這個迷因，每個社群都可以把它帶回自己的大型公眾，把這個迷因重新混搭成他們聽得懂的訊息，就像我們的 YouTube 計票那樣，對吧？其實所有投票的人都懷疑其他政黨，你知道，在選舉中動手腳，但他們確實會聽自己政黨喜歡的 YouTuber。但當所有 YouTuber 對計票都有同樣的粗略共識時，問題就解決了，因為大家就去聽政治立場跟自己比較接近的 YouTuber。但他們已經有了同樣的粗略共識，就像我提到的，關於迷你公眾的部分。
那麼，多元演算法很少一次就行得通，第一次嘗試通常不行。我們推出口罩地圖的時候，有些藥局發明了一種方法：大家早上把健保卡交出來換號碼，就是抽號碼牌的制度，藥局在午休時間處理、刷這些健保卡。到了晚上，大家再拿著號碼回來，換口罩和 IC 卡。這當然節省了排隊時間，而口罩地圖也節省排隊時間，因為你不會跑去已經賣完口罩的藥局。
但這兩個社會創新放在一起，就像曼陀珠加可樂。它們爆炸了，因為在藥局採用號碼牌制度的人，就不會再反映在地圖上了，對吧？在口罩地圖上，這些藥局看起來一直到午休都什麼也沒賣，然後午休時全部賣光（笑），看起來真的很像被動了手腳。所以藥師接到很多憤怒的電話。附近有一位藥師甚至貼出一張很大的 A4 紙條，寫著：「不要相信 App！驚嘆號。」
所以（笑）我深吸一口氣，走進去問藥局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如果你是數位政委，你會怎麼做？」然後他們就在自己的藥師群組裡腦力激盪。他們回來跟我說：「你們何不發明一個按鈕，按一下就讓我們從地圖上消失？」我說：「這真是個好主意，但我們可能要花一兩週改程式。」他們說：「其實你們不用改程式，因為我們已經駭進系統了。」就像白帽駭客那樣。
他們發明的方式是這樣：早上他們通常會輸入「我收到五百片要實名配售的口罩」。他們發現如果輸入負一千，庫存就會變成負數，然後就會從地圖上消失，因為我們沒辦法處理負數。這個駭客手法真的解決了問題。號碼一發完，他們就輸入負一千。
當然，這就是在分叉這個數位服務。這基本上是把它帶往一個非常不同的方向。現在壓力就在我們身上了。所以我們立刻把它制度化。經過兩三週的迭代，我們終於讓這兩個社會創新可以一起運作。這要感謝每週部署的週期，也要感謝這個關鍵問題：如果你是數位政委，你會怎麼做？
這也解決了搭便車的問題，因為它的核心是非競爭性的。你可以有一百多種不同的視覺化或共創系統，多一個也無妨。所以按照定義，這就把它帶離了公地悲劇的情境，因為大家可以分叉，但不必從零開始打造那些配送方法。而事實上，六千家藥局，我想每一家都成了如何一起管理這種共創的沙盒，而最好的那一個，當然就會被放大。
至於缺乏選舉的問責與制裁，我想這是核心問題。確實，我們是搭在現有的代議民主上，就像我說的，那種威脅，你知道，就是不把票投給不支持開放政府的市長。總統、立委等等也一樣。所以我想在可見的未來，我們還會共存一段時間，而主要的賣點——我知道你已經買單我的、我們的想法了（笑）。但主要的賣點是，對民意代表來說，它提升了訊雜比。他們不再需要自己去做所有的探索，你知道，委託代理問題，自己去解決那個棘手問題。
我們在常任文官體系裡確實有非常能幹的人，我們稱為參與官，臺灣每一個部會都有一位，總共三十二位。衛福部那一位其實就跟那隻可愛的狗住在一起。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迷因產生得那麼快，因為他們走回家就能拍新照片。
所以每個新案子，像是我們要如何開放山林讓大家登山健行，那當然一開始是自我選擇的。是參與官去跟和登山相關的人對話。我們主要做的是探索的部分，用的是 Pol.is。但一旦我們探索出共同利益、共同價值等等，就進入協作會議，協作會議一定是面對面，而且幾乎一定會直播。接著我們進入比較代議的部分，那裡有傳統的監督週期，處理預算執行之類的事。
因為這個雙鑽石模型，我們不會把「探索與定義」——這非常適合參與式民主——和「發展與交付」混為一談，後者最好留給常任文官、系統整合商和立法者。代議體系可以負責下一顆鑽石。理解第一顆鑽石對他們來說基本上不花任何成本，還能省下時間，從相關的利害關係人那裡得到高品質的意見。所以從挑戰走到定義，我們用的是傳統的審議方法、腦力激盪等等，但執行的部分，目前仍然使用經典的方法。
所以我想這也回答了你關於抽籤式公民會議的問題。如果大家有足夠的動機，我們可以用公民會議來取代這種自我選擇。當然，我們會花比較多時間，我猜大概多一兩週，讓他們跟上進度，因為畢竟他們不是自我選擇來的。他們可能知道自己沒有登山經驗，舉例來說。但我知道，我們在文化部、經濟部，其實還有國立故宮博物院和醫療體系、全民健保，也都有以公民會議模式為基礎的做法。
所以我們基本上是用自我選擇的網路意見來增強它，但我們並沒有真的取代它。我們是增強既有的協作會議、公民會議體系，只是議程由群眾外包來設定，因為在議程設定階段，同樣地，它是非競爭性的。所以我，這些都是非常簡單的，像是一行、一句話的回答，我很期待之後再多解釋。
那我先把比較理論的部分留給 Hélène。我就再一次用倒敘的方式（笑），回應一下我們跟代議民主之間的關係。其實我不太去想代議民主這件事，因為我做的是新的系統。它有可能、也可能不會讓舊的系統變得多餘。
但我們確實有一套流程，就是我剛提到的參與官制度，也就是 PO 機制。我們每個月投票，因為我們能處理這種開放審議會議的頻寬——包括 Pol.is 和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Join），雖然它已經讓我們的規模擴大了很多——我們還是得去調查利害關係人、做研究、準備這些預備資料、審議的知情手冊等等，就像所有經典的審議式民主一樣。所以因為這樣，我們全國大概 100 位參與官組成的團隊，頻寬大概只夠每兩週處理一到兩個案子。所以平均來說，我們的頻寬——現在差不多快到第 100 個案子了。平均而言，我們每個月大約處理兩到三個案子。
所以我們會投票。每位參與官每個月可以提出一個她或他認為需要跨部會審議的案子，或者民眾在 Join 平臺上的連署超過 5,000 人之後，也會自動被提名進入參與官投票。我們會請參與官從三個面向來評估，這也是處理協作議題和開放政府協作會議的全國性原則，可以在 po.pdis.tw 上看到。這三個支柱是：第一，必須有廣泛、複雜、觀點分歧的利害關係人群體；第二，需要有熱烈的公眾參與；第三，看起來有跨部會合作的必要。
而這一點，我覺得是最重要的，因為有些議題非常專業，央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央行的參與官就會說，這是貨幣政策，完全沒有跨部會的問題。那就直接交回常任文官去處理。我們不會堅持他們一定要審議貨幣政策。但換個角度想，如果他們現在在評估 CBDC、加密貨幣之類的東西，那其實就有跨部會的性質了。我隨便就能想到五個相關的部會，那就比較適合用這種參與式民主的方式來處理。
再來，如果利害關係人之間沒有分歧的觀點，那我們花力氣去做這個探索過程就是浪費。而且如果議題很單純，尤其如果是零和博弈的話，我們通常也不會用這套流程，因為我們真正能發現大家共同價值、讓大家往前走的機會其實很小。所以其他很多論點其實可以用一句話來回答：我們只是在設定議程，並不是在做有約束力的決定。不過這是我的，就是，第一個——就是，第零個看法，然後真的很想聽聽 Hélène 的看法。
UberX 案子結束後，我們接著審議 Airbnb 的案子，也是在 2015 年。Airbnb 發了一封電子報給臺灣每一位會員，說「去這個 Pol.is 網站支持我們的公司平臺。」所以這件事確實在實務上發生了。而 vTaiwan 流程，或者更廣義地說 Pol.is 流程，有兩個特點可以防禦這種攻擊。
第一個很簡單，就是透過 K-means 分群法計算、並由主成分分析塑形的那個面積，實際上不是在衡量人數。如果你找來 2,000 個人完全跟我投一樣的票，那你只會看到 D 群這裡多一個零，但面積不會改變。而且這對有約束力的議程也完全沒有影響，因為有約束力的議程必須獲得跨群體的特別多數；也就是說，你真正——真正重要的是說服不同想法、不同陣營、不同群集的人。所以動員 5,000 個人投完全一樣的票，其實沒有什麼效果。這是第一件事。
而且第二件事是，群眾外包其實是一種 wiki 調查。大多數把持、假草根動員之類的手法，只有在位元率很低時才有效；像公投，字面上就只有一個位元。那時候很容易被干擾。但根據我們的資料，被 Airbnb 動員來的人——被 Airbnb 遊說、動員的人——他們到了 Pol.is 網站，看到一堆關於 Airbnb 的真的很合理的想法，結果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完全同意 Airbnb 所主張的核心訴求。其他三分之二的人發現了更細緻、更平衡的表達偏好的方式，因為那 99 個陳述字面上就是 99 個維度，他們很快就會被更辯證、更細緻的維度吸引過去，而完全不是 Airbnb 的立場。
所以提高位元率，讓人們投票一陣子之後可以說「好，我不喜歡這些感受中的任何一個。我要分享我自己的感受給其他人投票。」同樣地，花的時間大概就一分鐘，因為是推文的長度，真的就是推文的長度。所以你寫一則推文要多久，那就是加在你身上的時間負擔（笑）。而且就像推文被分享會激勵人們分享更多一樣，更多人被激勵去想出更細緻的陳述，因為那樣他們才會贏，對吧？因為唯有那些能跨陣營說服人的陳述，才會進入最終議程，而那個議程在多方利害關係人面對面審議中是有約束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