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飲食有幫助。灰階這一招，可以抵擋 doomscrolling。罕見共識的後設提示，可以抵擋合成親密感。但真正讓集體行動成為可能的，是第三個動作——把輸出視為互動式成品，像一份摺頁。否則，它就像一個人稍微改變日常習慣，或換一台新冰箱。那並不會以任何有意義的方式執行蒙特婁議定書。
一旦我們示範這是可能的，就可以把那張大合照轉化成政策。透過 Project Liberty Institute，我曾與猶他州州長 Spencer Cox 合作一項明年七月生效的法律。如果你是猶他州居民，你可以從一個社群網路搬到另一個，並保留你的社群。舊網路——就像電信業的號碼可攜一樣——必須把新的按讚、反應與追蹤者轉送到你的新網路。如果你受夠了推薦演算法或 AI slop 而離開，你不必支付協調成本。更好的替代方案，以及在那些庇護所之間移動人們的走廊，就是我們讓網際網路重新野化的方式。
有一種理想的恐慌程度。急迫感太高，人們會癱瘓。它會變成自我實現的預言：先知說我們都完了，於是我們放棄，然後我們真的完了。急迫感太低，我們連抬頭看都不會。所以，當人們覺得注定失敗，當他們說我們無法對抗不可避免之事，要把它看成警訊，因為沒有什麼是不可避免的。
在 1980 年代，人們說臺灣必然永遠不可能發展出先進科技產業。現在我們有 TSMC。在 COVID 剛開始時，人們說因為我們與武漢的距離與往來，臺灣必然會受創最深。但那第一年，我們只失去了七個人。把預言看成挑釁。團結起來。用公民力量反抗這種暴政。
前沿 AI 正在出現一個 Linux 時刻。第一次，有東西比我先前的主力模型更快、更強，而且完全可轉向。重點既是哲學的，也是實務的。我正在與牛津哲學團隊合作一本新書，叫做《仁工智慧》。另外也有政策上的重點：更多政策制定者需要知道這個選項存在，然後把它變成最低門檻。至少，它必須能像這樣被轉向。至少，它必須能像這樣負責。
像蒙特婁議定書這樣的技術強制型政策，不是促使我們踩死煞車，也不是叫我們加速衝下懸崖。它們促使我們一起，去建造更好的方向盤。
很高興來到這裡。我一路從 1981 年旅行而來。我五歲時，醫生告訴我，在手術前活下來的機率只有 50/50。每一晚都像擲硬幣。我很高興它落在正確的那一面，所以我們現在能見面。
這是一種存在的機會，可以這麼說。我養成一個習慣，叫做「在消亡前發表」。每天睡前，我會記錄那天學到的所有事情：一開始是錄音帶，有些聽眾可能不記得了；後來是軟碟，先是大的，再來是小的；最後是網際網路。
我學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我沒有時間等到完美才發表。在網路上，如果你發表很完美的東西，大家就按讚，然後滑走。但如果你發表的是脆弱的、半熟的東西，人們會說：「喔，這裡錯了。」然後我就這樣交到朋友。
如 Leonard Cohen 所說，萬事萬物都有缺口，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當然。無論我發表什麼，我都把自己想成一位「夠好的祖先」。如果我太完美，就剝奪了下一代把它改編成他們在乎之事的機會。但如果我只是夠好，我就留給他們更寬廣的畫布和一些材料，常常是 MIT License 或 Creative Commons，讓他們可以用自己想要的方式重新組裝。不要預先封閉未來的可能性，這對我來說仍然非常重要。
正是如此。
有很多地方，是越分享就越擁有。例如語言。如果你壟斷一種語言，它就會死亡。它仰賴人們分享。
開源共用資源、網際網路本身，以及許多其他東西，都具有經濟學家所說的「反競爭財」機制。挑戰在於超越稀缺心態。例如在 AI，與其把它想成一場全付拍賣——大家都花費數十億，最後只有贏家拿到一點東西——不如思考能在本地運行的小模型。
與其打造一個耗費巨大電力的巨型模型，把蛋白質摺起來、把衣服摺起來、把吉卜力等等許多其他東西全都摺進一個巨大的黑盒子裡，不如訓練特定模型，去做翻譯、摘要，以及文明的連結組織。這樣 AI 就成為我們耕耘的土壤，而不是我們鑽探的石油。
我覺得這顯示，非常年輕的人也可以引領文明的方向。這就是我所說的畢馬龍效應。
我 33 歲時被邀請進內閣，不是當部長，而是當部長的反向導師，讓年輕人可以告訴部長們他們漏掉了什麼。部長們對事情如何運作有一些快取觀念。我們可以透過年輕來清除他們的快取。
我 35 歲成為部長後，就變老了，所以我需要自己的年輕反向導師。有些甚至還不到 18 歲。有一位年輕人王宣茹發起連署，要求禁用我們國民飲料珍珠奶茶的塑膠吸管，並且成功了。其他年輕人群眾募資成立我相信是亞洲第一座月經博物館，讓月經正常化、移除禁忌。也有人連署讓學校晚一小時上課，因為研究顯示，多睡一小時，比多讀一小時更能提高成績。想像一下。
年輕人挑戰我們腦中快取的刻板印象。這就是我示範的事。我 14 歲這件事，並沒有阻止我創業。正式紀錄上是 15 歲，因為勞動法的關係。
我每天競爭性地睡八小時。如果我半夜醒來，發現只睡了六小時，我會想：「我還可以再睡兩小時。」如果出現一個很棒的想法，我就把那個想法告訴我的在地、有界智慧體，也就是 Kami。我和 Tenzin Yangtso 共同培育的這位，叫做 jdd-kami，會在我睡覺時繼續做。
這就是李嘉圖的比較利益。它是更好的程式設計者；我是更好的睡眠者。所以我們分工。
真的就在這台筆電上。
已經開源了。我起草了一份設定指南，叫做 pi-ds4，也就是 DwarfStar 4。大家已經發現，它可以跑在 MacBook Pro、舊款 Mac Studio，或 DGX Spark 上。你不需要把任何東西送到雲端。每一次運算都可以稽核。你可以重複、可以重播。它完全在這裡。
靠著在網路上犯錯。
我媽媽為我弟弟創辦了實驗教育學校，也共同創辦了至今仍是臺灣最大的消費合作社。我爸爸曾任臺灣第一所社區大學的校長，也教哲學。他們兩位都受過新聞工作訓練，所以我對事實查核、平衡、搭橋、尋找真相，懷著的只有孝心。
這教會我，重點不是累積社會地位、金錢或任何東西的競爭優勢。如果社會結構不在了，這些都沒有意義。如果我們沒有共同知識，你擁有的任何地位都只是在泡泡裡，而且極度不穩定。
我出生時，臺灣還在戒嚴。那是一個極度中心化的時代：不能自由組新政黨，沒有自由媒體。我們看到民主化如何為每個人增添創造力，讓人們結社形成公民的、靈性的，以及其他種種肌理——我稱之為公民肌力。直到今天，在臺灣，靈性組織仍然有很高的正當性。在民主化過程中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可能公開實踐信仰。例如我自己就是道家人士。
我說我現在必須離開，去架設乙太網路連線。我親自把一條 350 公尺的線拉進被佔領的國會，讓街上的人可以看到裡面發生什麼事。這同樣是為了創造共同知識，確保戰爭迷霧，以及社群媒體上非常高的 PPM——每分鐘兩極化程度——可以被清除。
人們真的在乎我們共同的未來。人們想影響自己的未來。只是把迴路接起來感覺幾乎不可能，所以人們變得犬儒。他們被激進化，在社群媒體上變得極端，而那些演算法當時剛開始放大「透過激怒換取互動」。
透過讓人們十人一桌，深度聆聽彼此、找到「罕見共識」，人們發現共同創造比互相酸人更有趣。那創造了一種共有的高峰經驗。
全球的 Occupy 網絡，每一個 Occupy 都派人到其他地方，是一種早期原型，有些人稱為 stigmergy：多層次的激進自組織。我們向每一個地方學習。
臺灣佔領期間，我們稱自己不是抗議者，而是示範者。我們示範工具：來自佔領威靈頓的 Loomio、來自佔領西雅圖的 Polis，還有很多其他工具。臺灣是 Occupy 歷史中很少見的地方，因為這些公民科技聆聽工具，我們一天比一天收斂，而不是發散。
在其他佔領現場，用 Manuel Castells 的分析來說，製造反權力比製造網絡權力容易得多。在臺灣，網絡權力確保我們有一團篝火。帶著差異的人們，其臉孔被有界的公民科技照亮，而不是每個人都被全球社群媒體的野火拉走、原子化，對著影子揮拳。
「透過激怒換取互動」的演算法，並不是專門關於憤怒。它是關於最大化你花在觸控螢幕上的注意力。只是剛好，放大我們微小的差異，比放大我們的共通之處更能吸引人。
那個字面上毫不在乎的演算法發現了這點，所以我們花時間 doomscrolling、互相酸人。但事實證明，這很容易修。你只要把正負號倒過來。讓重疊之處病毒式傳播，而不是讓憤怒病毒式傳播。這就是我們在臺灣原型化的東西，現在它支撐了各大社群平台上的 Community Notes 演算法以及相關的協作註記系統；Grok 現在也會追蹤搭橋註記，並把它們附在缺乏脈絡的爆紅貼文上。
一小時一枚 Bitcoin。
當時人們沒有 Bitcoin 帳戶，包括我 2010 年以獨立約聘身分合作的 Apple。所以大家都換成法幣。如果你看 GitHub，還能看到我以前的 Bitcoin 錢包，但因為那太超前了，人們就是用法幣付我。
當然。當時人們天真地相信，這是媒體素養或資料素養的問題，人們會教育自己。但這其實不是真的。透過烹煮 slop——令人上癮的資訊垃圾食物——來劫持人腦中的獎賞模型，遠比烹煮米其林等級的資訊營養容易得多。
白天，當人們面對同桌有趣的人時，或許可以維持資訊飲食。但接近睡覺時間時，可能就不行。所以，我倡議並親身實踐了十年，把每一塊螢幕都調成灰階：用色彩濾鏡濾掉大約 70% 的顏色，只留一點點。現實會保持更鮮明，這樣就不是意志力的問題了。
當然。在臺灣的華語裡，「數位」這個詞同時意味著「digital」也意味著「plural」。所以我同時也是第一位多元部長。這讓我思考：如果 singularity 可以變成 plurality，我們要如何把它作為可轉向的鏡片，套用到當時矽谷提供的其他事物上？
那是十年前。它是這樣的：
看見「萬物聯網」，我們將智慧聯網。 看見「虛擬實境」，我們將實境共享。 看見「機器學習」，我們將協力學習。 看見「用戶體驗」，我們將體驗人際。 聽說「奇點即將接近」——多元宇宙，已經來臨。
這就是那首詩。我覺得它對很多人都很受用，特別是在政策上。政策領導者需要概念驗證、demo、示範。我們不能只是說：「這很糟，禁掉它。」那種打地鼠非常消耗。我們需要展示：這是我們要去的地方，我要如何抵達那裡，大家可以如何幫助我。這才是領導力。沒有正面的願景，就沒有正面的行動。
如達賴喇嘛尊者所說，在最大的逆境之下，有最大的潛能去行善，不只是為自己，而是與他人一起。某種程度上幸運也不幸的是，臺灣每隔一年左右就要面對一次存在危機。太陽花時，是與北京的服貿協議突然通過，可能會把我們的電信、出版和資安部門開放給北京投資者。我們克服了。之後，是線上憤怒的危機，也有人稱為資訊疫情。再兩年後，是字面上的疫情，COVID-19。再之後，是合成親密感和深偽詐騙。
需要我們以多元精神克服的挑戰並不缺。以深偽詐騙為例，我們向全臺灣發出 200,000 封簡訊，問大家：我們要一起做什麼？數千人自願參與，我們透過抽籤隨機選出 447 人，映照人口組成。他們提出想法：如果你在線上刊登廣告，就必須數位簽章，否則就應該像香菸標籤一樣顯示「可能是詐騙」。如果平台刊登可能是詐騙的廣告，而人們真的損失數百萬，平台就要透過連帶責任賠那數百萬。如果沒有臺灣辦公室的平台無視合法通知，那麼每無視一天，我們就讓連到它影片的速度慢 1%。
這些不是我的部長想法，而是人民的想法。超過 85% 同意，另外 15% 說：「是的，我們可以接受。」我們把它做成法律，而整個 2025 年，深偽詐騙下降了超過 94%。重點是，AI 在這裡扮演的是「輔助智慧」的角色。它沒有取代人的判斷。它基本上是一座加強版的棋鐘，把人們帶到一起。
是的。據我所知，臺灣到目前為止是唯一把連帶責任與 KYC 結合在一起的管轄區。
是的。作為數位治理大使（Cyber Ambassador），這裡的「cyber」其實源自「cybernetics（控制論）」。Cybernetics 來自希臘文 kybernan，意思是掌舵，也就是駕船的人。在矽谷，你會聽到末日論者說我們應該投資更大的煞車，也會聽到加速論者說我們應該投資油門，免得輸掉競賽。但兩邊都漏掉一個重要的東西。如果一台車沒有方向盤，它就會衝下懸崖。那是最大加速度，但我不確定那是最好的加速度。首先，我們需要投資更大的方向盤。
在加州，在 Gavin Newsom 州長以及第一伴侶 Jennifer 的大力支持下，我們一起做了一個叫 Engaged California 的平台。任何人都可以加入。現在正有一場諮詢在進行。如果你是加州居民，而且你覺得 AI 影響你的工作——我猜也就是每個人——那你就是相關公眾。你可以報名，分享你的希望、恐懼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