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會說，更好的可預測性是其中很大一部分。但在任何工作中，包括農業，我們都必須考慮我剛才提到的「ABCD」：apprenticeship（學徒制）、belonging（歸屬感）、care（也就是我們可以關懷自己的社群這個概念）以及 dignity（尊嚴）。這些同等重要。
正如我們剛才提到的，AI 系統可以幫助世代之間的團結，讓人們在某個脈絡中的 know-how，能夠傳遞到另一個脈絡，而不犧牲地方智慧，也不像煉油廠那樣被聚合 — 而是像土壤那樣。我認為這一點也非常重要。
此外，資本與土地取得、從一代到下一代繼承默會知識的困難，以及傳統上仰賴少數中介者取得市場通路等問題，並不是透過更多整併來解決，而是讓小型經營者透過共享數位基礎設施，達到合作規模。例如，我們的無人機農業服務平台，集合了 90 位小型經營者，共享設備、認證飛手與合規紀錄。任何一位若單獨行動，都無法負擔設備，也難以承擔監管要求；但他們在一起，就達到了一種水平規模，而這種規模過去只有大型農企業才能取得。我會說，國家的角色不是挑選國家冠軍，而是補助選擇的自由。謝謝。
是的。臺灣有 16 個原住民族，還有超過 42 種語言變體。我們認為文化主權，以及跨文化主權 — 也就是跨文化翻譯的能力 — 都非常重要。當我們在臺灣說「主權 AI」時，我們指的不是只有一個會說華語、台語、客語和其他原住民族語言的國家臺灣模型。我們指的是一套可重現的流程，讓語言社群能夠擁有其語言社群內所策展資料的社會與文化組成，以及對齊大會 — 也就是讓人們能夠劃定 AI 應該如何進入其社群的邊界，幾乎像是為 AI 智慧體制定行為準則。
這兩者結合起來，使每一個社群感覺到自己擁有其社會與文化自決權，就語言模型訓練而言；同時也納入跨文化翻譯能力，讓某種語言或文化取得某項能力時，如果社群覺得合適，就可以隨時把它引入自己的脈絡中。但能動性與主權，是由原住民族社群持有，而不是由上而下的國家委員會持有。我希望我說得清楚。我很樂意再以書面補充，但這就是整體想法。
在籌設的時候，我想很核心的一個討論，就是當時我們在疫情期間看到，數位在防疫上起到了公共基礎建設的實質作用。
但是在當時，通訊、資訊、資安、網路傳播、數位政府、產業等等，全部都分散在各個機關、不同部會裡面。所以我想，外界最主要的期待，就是要有一個可以問責的統合者，來回應這些新的跨域議題，像疫情期間的政府資料流通、數位憑證驗證等等，不需要付出那麼高的協調成本。
最初郭耀煌老師在籌備的時候，把 moda 稱作「馬達」，我們是把它當作數位的發動機，把公共建設、服務、資通韌性、產業轉型、國際連結等等發動起來，這是回應外界期待的初衷。
但是當然，外界也有不同的期待。好比像是希望數位相關監理、稽核、裁罰與執法能完全集中；或者發生個資侵害，也希望由我們來主導裁罰等等。
當時我們的回應是說，在發動機的部分，當然我們責無旁貸；在組織設計上，就是要把它變成可以問責。至於刑事偵查、個資裁罰、金融或醫藥監理，依法仍由各法定主管機關負責；moda 的角色是提供數位基礎設施、技術標準與跨機關協作平臺。
對。當時我們在行政院裡面原本是教科文處，但是後來在立法院是分到交通委員會，也反映數位基礎建設與通訊資源治理，類似造橋鋪路的公共建設性質。
本來有兩個期待。
一個是希望主責數位發動機的部分，來降低協調成本，這個是很合理的，我們也扮演這個發動機的角色。
第二個部分，當時社會上也有意見期待監理、裁罰與稽核能更集中、更有力。
這一部分，當時我們從制度設計來看，認為促進發展與獨立監理最好保有一定區隔，才能避免角色衝突。
所以 moda 致力於讓中間的協調成本降低，這個沒有問題。但並不是說，所有透過網路發生的事情，包括涉及金融、醫藥、司法偵查等，都轉移到數位發展部來，而是依法分工，也讓責任可追蹤。
主要原因是，從執行的角度來看，「部」統合底下兩署，在執行上是比較容易、也比較快的。
委員會的話，通常會出現在，像我當時以行政院資訊長的身分，去協調內政部，把他們的行動自然人憑證提供給所有使用者，而不是只有少數電信或醫療場域等。
這部分在傳統上，會覺得需要一個委員會的主委來推動，因為主委也兼政務委員。但是因為行政院有資訊長的設置，所以我以院資訊長的身分，還是一樣可以推動這件事情。
此外，數位發展部長同時也是國發會跟國科會的委員。所以如果是跟科技預算，或者公共建設預算相關的，也可以在委員會裡面處理。
以協調成本來說，其實並不一定需要部長同時擔任政務委員的角色。行政院資訊長制度在跨部會協調方面，提供了實務上可運用的機制。
這裡可能需要更精確說明。事實上，現在的資料創新司，當時稱為多元創新司，裡面的各科包含策略科、多元協力科、數據公益科、資料自主科、資料協作科，這些都是在當初就規劃進去的。
所以不能說好像沒有資料策略，或者沒有資料協作、資料自主等等。
對。最主要的差別是，當時社會上也有不同制度想像，例如個資保護機關是否應與數位政策機關整合。我的看法是，資料創新與個資保護應清楚分工，才能同時取得創新與人權保障的社會信任。
因此，當時我希望個資會作為獨立機關，組織法制與成立作業能順利推進，數位發展部就專心做資料創新的工作；至於規範個資蒐集、處理、合理利用，避免人格權受侵害的部分，就希望能由獨立監督機關來承擔。
總之在我任內，已將資料創新法制化的方向、資料協作與資料自主等政策納入組織與業務規劃；但原則是資料創新與個資保護應清楚分工，且資料創新法制推動時，必須與個資保護制度相互銜接，才能維持社會信任。
數位產業署本來就是負責制度執行跟服務推動，組織法明定，資通安全跟數位產業都是用執行者，也就是署的方式來做。
當然，它也同樣允許用比較彈性的方式來進用專業人才。這也是不同於傳統部會的一個重要設計。
所以我不確定你的意思是說，數位產業署有沒有更改它的職責？以我理解是沒有。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臺灣軟體產業長期與硬體、半導體及資通訊供應鏈高度耦合，過去並沒有純軟體產業主管機關，而是由當時的經濟部工業局統籌。
隨著近年出現更多純軟體、SaaS、AI 應用與跨境服務型態，數位產業署的重點，主要並不是把軟體與硬體完全切開，而是補上跨平臺、資料、資安、採購、跨境數位服務等制度缺口，協助各行各業數位轉型。
舉例來說，當時我們希望跨境的大型數位平臺業者，能有比較明確的主管機關。
因為在以前，它們的每項業務都是不同的機關。如果是經營廣告，那在那個時候是經濟部，跟燈箱廣告一樣。嚴格來講，也不是工業局，而是比較像現在的商業發展署、以前商業司的事情。
這在實務上會提高協調成本，像要推動網路廣告資訊揭露制度，如果在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成立以前，那就要協調 NCC、經濟部、國發會等等非常多機關。
數位發展部在成立後，不只作為《電子簽章法》的主管機關，規劃廣告主身分驗證與資訊揭露所需要的數位簽章制度，也就《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中與數位經濟防詐措施相關的網路廣告平臺事項，承擔相應主管機關角色。
因此，就一定規模網路廣告平臺業者的防詐義務、廣告主身分驗證、資訊揭露與相關平臺責任而言，就開始有較明確的主管機關與政策窗口。
當時我的施政目標，並不是說要複製本土版的全球平臺，而是讓政府先把採購、公共程式、資料跟算力這些基礎環境做好，這樣本土數位服務才會有比較穩定、可預期的需求，也比較有成長空間。
本來並沒有明確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它的廣告業務，本來是經濟部商業司；它的網路內容傳播業務，本來是通傳會。
若是它提供像 VR，或者其他服務等等，每一個都有它各自的主管機關。
但是在數位發展部成立之前，並沒有一個人出來說，它主要的營業收入來源是網路廣告，所以網路廣告平臺業者，也就是具一定規模之網路廣告平臺業者，應該有固定的主管機關。
網路廣告平臺業這個業別，從本來的廣告業分出來了。因為它成立了個別的業別，所以在詐防條例裡面，以網路廣告平臺作為營業項目、在公告名單中具一定規模的網路廣告平臺，就廣告主身分驗證與資訊揭露、平臺責任等等事務，就都有主管機關來規劃相關政策，也就是數位發展部。
對，是的。網路廣告平臺業就是 I301060。
我們剛剛講的法規，包含《電子簽章法》、網路廣告平臺業與《詐防條例》，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個可以當作第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的話，就是我們跟財政部、國發會都經過協調。後來在公共建設的項目裡面，就加上了數位基礎建設，近年也已逐步納入促參工具，這都是因為有數位發展部出來，作為一種新形態公共建設的主管機關而出現的。
這就比起我們在疫情的時候更有制度化。好比疫情的時候，也發過三倍券，也發過五倍券，也有普發六千，對不對？
這些發放平臺，在當初每一個都不太一樣。好比教育部如果要發孩童家庭防疫補貼一萬塊，那就算是教育部的廠商，這就很麻煩。每一次都沒有辦法完整地重新利用。
因此，在辦理大規模行政給付或補貼服務時，如果能把共通流程做成可重複使用的數位公共建設，下一次遇到類似需求時，就不必每次從零開始建置。
這就大幅提升服務品質，而且也可以給各級政府機關使用。只要有發放需求，就可以來使用。
它後面用的，就是共通的 T-Road，或者共通的 111 短碼簡訊等等服務，都可以放在這些公共建設流程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