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試著做了一年之後，發現攤提來講，其實是省到承辦業務的時間。因為公開回一次，之後別人再問的時候，貼網址就好了。大家看過具體的數據之後，很多問題就消解了，也不一定要再問。即使來抗議，並不是不能抗議，而是抗議的至少是這一季的進度，而不是拿兩年前的報導來抗議。承辦同仁最不想看到的情況，是要為兩年前的某個政策辯護，他可能根本沒有參與制定，而且最新情況也不是這樣，為何要幫它辯護？所以至少確保倡議或者是抗議的朋友，是在最新一季的狀態下來做這一件事，這個也可以省很多力氣。
這些加起來、我們試辦一年之後，各部會發現沒有浪費大家的時間，所以到了今年所有的部會都加入了。除了國家機密、我看不到的之外，所有非機密的都在上面，所以1300多項，大家有很多關心，像長照、社會住宅，上面都有具體的規劃。如果看到去年試辦的，像金門大橋等等都有具體的規劃，非常多的例子，這個是結構性的。
我們要換位置嗎？
就是所謂的見光死。
這兩個都是非常好的問題，首先我並不是強迫，像國防部、陸委會，說所有的人都要用這一套方法來運作。我的態度是「全力支持、絕不主導」。如果願意用這樣的方式來討論的，我會不斷地示範，覺得適合這樣討論的就會來找我們，像剛剛報稅軟體或者是健保卡的行動化、虛擬化，那都是各部會覺得利害關係人真的是全民，因為大家都要報稅、用健保，所以不應該只用本來的討論方式，而是應該要擴大討論。
而確實如你所說的，並不是每一個政策議題都像是報稅或者是健保卡的議題。很多政策議題的利害關係方之間，可能存在高度不信任，甚至有一方特別強、其他特別弱的情況，在這樣的情況下，這個方式也有調整的空間。
舉例來說，像逐字稿的公開也不是當天公開，一般的原則是要編輯十個工作天。這個也很有趣，本來是十個日曆天，有一次碰到連假，公務同仁說這樣連假也不能休息，所以後來要求改成十個工作天。
因此從這個例子，就可以看到我完全只是給建議，大家覺得有更好的做法，我們就會換成更好的做法。
所以有些部會就會覺得他們需要更長的時間，他們還是做逐字紀錄、內部的透明溝通，還是讓所有三級機關、二級機關對齊在同樣的基礎上，但是對外公開的時間，他們會等到協作會議時再公開，或者是法規確定的時候才公開。
同樣的，如果有一些媒體朋友來採訪我，我說要逐字稿公開，他們會希望我們等刊出後一天再公開。這都是有彈性的，並不是要破壞掉大家本來的節奏。
在節奏可以自己設定的情況下，其實這個接受度就比較高，當然事後都會完整公開，這樣有一個好處，大家不用腦補，不用覺得這中間一定是有什麼陰謀。就算事後才公開，我們也可以回溯知道當初的why，也就是「何要討論政策的」片刻可以留下來。這當然並不是對當下的權力關係就有幫助，但是有助於日後的權力平衡，因為每個人都有完整地圖，不只是被邀去開會的那幾個人有。因此這個是比較漸進式、穩健推動的一套開放做法，這個是第一個問題的回答。
第二，我覺得現在的公務員，本來也就需要這一種轉譯的能力。如果是特定的字眼，像「要難非謂其不得不」，司改那邊已經很明確，未來連文字編輯器都會有自動更正，當你用到某些文言文的時候，會自動跳出提示說要不要講人話。這些特定文言詞彙，我想包含年輕的公務員都不樂見的，我們就會改掉，但是我想你問的並不只是這一些詞彙，而是講話的習慣、做事的習慣，像剛剛講的節奏等等。
這個是牽涉到公共行政的一些常識。我們為何會把內部會議，像社會創新相關的會前會，也都用逐字稿公開？主要是看那一些會前會的紀錄，才能了解到部會被外面說本位主義，有時並不是本位主義，而是各自有堅持的價值、倡議，但是這個如果只看最後的會議紀錄，是看不到的。
又或者是公務員常常會運用一些統計、數據、民調等等。這一種運用數字的習慣或者是方法，如果你去看會前會紀錄的話，其實後面都有想要藉由這一些數字講到的價值、論述。這些到發新聞稿、轉成懶人包的時候，可能還是看到這一些數字，但比較沒有看到「為何當初要提出這一個研究案」，或者是這一些數字的脈絡 。
所以第一，當然跟你相關的逐字稿，這真的可以去看。
第二，各個部門也都有一些公務員，他們會自己組成社群，不要說年輕的，其實很多壯年、老年的公務員，他們也都有自己在第三部門服務的時間。所以我的具體建議是，去找到這一些組織，不管是年輕的公務員，像現在有公務員革新力量聯盟等等的組織，又或者是你在地方的，像我們這個地方，每個禮拜三晚上的vTaiwan以個人身分來參加，所以就是去到他們出沒的地方、捕獲他們。
公務員下班之後跟大家也沒有兩樣，在那樣的狀態下會比較願意告訴你，如果看到的書面官方文章是這樣，其實我們真正的意思是什麼。所以找到轉譯者，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
最後，像我們社創巡迴，大家在各個地方、透過視訊，看到中央所謂的業務承辦人，大部分是科長級，這些朋友們見面三分情，看到你、認識你，知道你並不是亂來的，你也知道他是有血有肉的人，之後不要吝惜打電話、寫email。如果一開始的態度不是就立刻要看到什麼改變方式，而是想要多了解他為什麼這樣子講，那大部分的人會願意來回應。
也就是說，把自己先當一個媒體工作者、而不是倡議者的態度。用這個態度，其實大部分的公務員是願意好好談的。以上是三個建議。
以數位的方式。我們常常說的確沒有辦法改變一個人的觀念，這大部分的改變理論都會提到，但是數位工具有一個特色，也就是可以在一個人最願意被改變感受的時候，透過互動的方式，來改變他的感受。
像我有翻譯很多網路上的遊戲，像大家也許有聽過叫做「信任的演化」，就是教囚犯兩難的理論，大家投金幣進去，各種不同的角色，這樣子其實告訴大家在溝通的過程中，可能會有一些失誤、誤解或怎麼樣，但是我們只要願意容錯到一個程度，但又把容錯的程度明確化，雙方的感受就有可能結合在一起。
像我有翻譯過另外一個是「別讓圖形不開心」（Parable of The Polygons），原文直翻是「多角形的寓言」，就是在諾貝爾獎得主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的Segregation Model，如果我們甚至只是對於鄰居跟我不一樣，有一點偏見，這樣子很快就會造成大家都變成各自住在各自的地方，而不願意去體會到像你剛剛所講的移工或者是新住民等等這些實際的處境。
但是反過來講，我們只要願意稍微看重一點點多元性，像我參加很多國際會議，有很多朋友都是說，如果台上五個人panel都是單一性別的話，很多人有簽這樣的情況下就不上台，但這其實就是要求到1/5而已，也沒有很多，或者甚至是1/40，但不能是0/5或者是0/40。
只要有少數一些人有這樣子的堅定邊界、立場，這樣子忽然間整個社會的多元性，就很像觸媒一樣會發生。
這個在數學模型裡面很清楚，但並不是你拿著數學模型，別人就會聽得懂。所以像「別讓圖形不開心」，讓人在很開心的狀態下聽很舒服的音樂，手指點一點，就比較了解綜觀的道理，這個是很重要的貢獻。
當然，很多人想到我就想到VR，我覺得VR也是很重要的，像我最近有看HTC跟台北金馬影展合作拍的五部短片，就是《5×1》裡，最後一部《山行》講的是移工的世界，是把你帶入跟一個懷孕、逃跑的一位移工，你等於跟她坐在同一輛車上，看到她跟警察、社會網絡等等的關係。這些各種各樣的關係，很多沒有辦法透過文字，因為沒有人有第一手經驗的這種事情，你透過VR可以進入她的第一視角，來進入第一手經驗。
即使是短短的15分鐘，也有非常大的感染力，當然不可能腦裡的意識形態因此改變，至少不能假裝社會上沒有這樣的情況、不能假裝沒有看到，而且會比較願意下一次聽到類似的事情時，稍微放下一點預先判斷，然後願意進入對方的感受裡面，所以除了互動體驗之外，我想VR也是很重要的一環，這些都是數位工具，這個是簡單的。
後面這個問題真的很難：如何建立具有公信力的指標，最好跟GDP一樣容易量化，但是又沒有GDP的缺點——好比說社會跟環境的破壞無法呈現。
換句話說，就是包括各種正負外部性的社會價值評估方法。很坦白來講，這是開放式的研究問題，全世界都沒有標準答案，但我們有一些方向。
一個好的量度方法，應該是在每一個尺度上面都要有量度，然後把它串聯在一起。
像我們辦這一些協作會議，也就是跨部會開放式的討論，我們會做一些後測，這可能是全質性的，之前本來以為直接面對民眾怎麼樣，之後實際的感受有沒有主觀改變，但是這個是在個人層次。接下來是在團體層次，也就是這個部會或者是單位在制定政策的時候，給出交代的次數、方法，有沒有跟以前不一樣，這個是在單位的層級。
我們可以更抽上來一層，在整個大組織，像行政院的層級有多少比例的政策，用了這樣的方式、揭露到多少程度、給了多少的交代，這又是第三個層級。
每一個層級都有從質性到量化的方法，但是這個量化的方法，往往是不能跨尺度共量的。像我們在做青年政策盤點的時候，並不是壓縮到一個線性的尺度，因為壓縮一定失真。我們呈現的方式，是一下子先有一個總覽，然後之後用一個網狀圖，顯示在不同尺度下的評量跟上面的系統關係，這個其實就是系統動力的視覺化。
以前用文字，沒有辦法把系統動力很好描繪出來，現在做法是透過一些數位的技術，至少透過網站，你可以比較清楚知道這些系統動力之間的彼此影響，每一個也許都再細分、再衡量，但是當你點進去的時候，是看到行動者本身覺得有意義的衡量，並不是上面硬要他量一些不該量的東西。
這跟MDGs時代不太一樣，因為MDGs時代有一個二元的世界觀，就是已開發的要幫開發中的。開發中可能有一些指標，像潔凈水資源，可能要量有洗手間的數量，等等純量化的proxy measurement，並不是不重要，而是很難讓被歸類為「已開發」的這邊心理覺得這是我的重點，所以就會變成一個比較施捨的態度，那在施捨上能夠花的心力往往很有限。
所以為何要用系統動力？在2015年以後的這一套永續做法，沒有去區分施者跟受者，而是所有的人在2030年都要到這個境界，在這個過程裡，是同一個系統的一部分。因此，各界可以用比較屬於業務拓展的角度，來看跟NGO的關係，並不是從施捨的角度。大家都是永續發展不可或缺的夥伴，而不是有空再照顧一下。
這個觀念上的轉變，就是我們用分層衡量，中間用系統動力的方式，讓大家看到衡量中間的關聯，大概是這樣的角度。這17項發展目標是最上層的共同價值，是一個規範性理念，並沒有說如何達到這個目標。衡量的價值，是在解釋如何達到這個目標，大概是這個做法。
這裡有非常多的細節，我們可以開三天的seminar。先簡單回答到這裡。
也就是「輕/重」、「緩/急」。
第一個，是我們儘量不要把它變成是「會犧牲我個人的利益」的這種說法。因為「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一個人一輩子就做幾次，不可能每一天都這樣做的，所以這個概念本身就不太永續。
如果要能夠永續的話，我們通常講的是ACE，A就是快速行動（actionable），而這個行動本身是沒有什麼門檻的，C是行動的過程中是一個社會性的行動（connected），我不怕大家看到我在做的事，而是我願意去組織大家更多一起來做這一件事。E指的是可以延展的（extensible），一開始的發起人不會透過專利、著作權、或人情壓力，逼你一定得照著我的方法來用這個概念，而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這個概念。
其實最成功的網路上動員，不管是當年的冰桶挑戰，那也是NGO發起的，到最近的#MeToo，其實有非常多，我不一一列舉，大概都是符合這三個要件。當你第一次做這件事的時候，只花你5秒鐘，最多5分鐘的時間，但做的時候，不管是你點名五個人還是怎麼樣，都是一個社會行動。
如果你拿一桶冰水往自己頭上澆下去，不給任何人知道，雖然犧牲小我，但大概沒有完成大我，這個是擴散性。
第三，用#MeToo這個hashtag的時候，不需要先問過誰，所以到各地都有不同的挪用都會出現。或是像義大利也發起了他們g0v的零時政府，可是這個發起的時候，也不用問過誰、付過授權金，只有一個粗略的概念，就是政府不做，我們來做給政府看，只要有這個東西就變成迷因，只要進入迷因的這個地位，這個迷因擴散的速度比起服務或者是產品快得多。
就像芙彤園在加拿大展店的時候，他們當然有賣一些產品過去，但我最感興趣的是跟當地原住民族的合作發展。因為加拿大也才剛做過真相與和解，他們也發現阿美族的朋友們在臺東的這一套做法，是可以直接參考的。即使還是叫做Blueseeds，但事實上當地的作物、當地的原住民，也可以把這一套互動方法搬過去，這就是你到不同的土壤，也可以長出這樣子的社會創新。
所以這個過程，其實是叫做「趣政治化」，在做的是政治行動，但是在過程中讓大家感到樂趣。也不是不辛苦，但同時能充分感到樂趣，我覺得這個會比較有意思。
至少有一份副本。
這個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我等一下回答。
有告知個案的義務。
怎麼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