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這個概念大概是 2013、2014 年，我在牛津的前輩 Nick Bostrom 提出的，現在我們大概都認識。然後我的一些朋友當時也都在牛津的 FHI，包含後來認識的 Anders Sandberg、Toby Ord 等等。那他們當時想像到的 Superintelligence，基本上就是我剛剛講到的效益論，也就是後果導向論，走到極致的這個情況。這是當時最容易想像的一種 Intellig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