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的重點，不只是結果，更是方法。我作為部長所做的承諾，並不是「這些是好點子，我會代表公民去協商」。而是：「我真的不知道什麼才算合乎比例，而你們——我們，人民——被邀請一起，透過我們的公民肌力，建立起這份粗略的共識。」如今，類似的廣告主驗證與責任措施正在日本被研議，加州也在「Engaged California」中採用了非常相似的方法——目前是用來討論如何減緩 AI 對工作的衝擊。這是調適，不是輸出：每一個政體裡的作者身分，都屬於那個政體裡的那群特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