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要看字唸，也就是因為對題目不熟。
謝謝，今天麻煩你們了。
當然，形式上我會先透過政黨那邊，也會跟卓秘報告，讓卓秘同意之後我們再踐行。
當然，都沒有問題。現在地點上，我不知道政委有沒有顧忌？
我來跟黨內討論，因為我也覺得學習最好也不要只是在我們自己的空間，就像剛剛政委定義的，其實當然是去做討論，也就是怎麼樣把資訊做更清楚地傳遞，或許就是一種學習的方式，我們到空總那邊去，所有的儀器你們都有？
也避免人家做一些不當的揣測，我覺得不必要。
但是原則上還是先讓秘書長知道，讓秘書長同意這一件事。
這樣程序比較好。
我覺得關鍵點還是在公投的內容，大家並沒有直接接觸到18歲這一件事，反而如果直接去談18歲也可以投票，因為臺灣社會基本上我覺得高中跟大學，其實是一個有趣的分野，對老師來講，其實大一、大二跟高中生其實沒有什麼差別，說不定高中生更好，但那個心態上及社會給予這一些人的認知，真的不太一樣，所以年輕人自己本身也會去區隔這一件事。
其實當我們說很多事情，也就是18歲自己要負起責任的時候，這個就很有趣，像您剛剛提到爸爸、媽媽會不會有意見，因為成績單可以自己簽（笑）。
但是對大學的老師來講，這一件事很重要，我講一個自己的經驗，我們在學校教書，我記得那是我教書的第三年，現在大學都很奇怪，也就是流行開學新生訓練，就要跟家長座談，現在學校都改變模式了，以前是真的跟家長座談，學生都不見了，也就是老師跟家長。
聽到家長很多奇怪的要求，像在乎修課內容，像我們是做景觀設計，家長就在意的是為何要修微積分、為何開這個課，我心理想說要尊重專業，並不是家長覺得。
另外還有家長更好笑，先是媽媽先講，這個是我女兒，長這麼大，第一次出外住，然後就開始哭，媽媽哭、爸爸也跟著哭，我心裡想說是住離島或者是後山，我就說：「不好意思，您府上？」她說嘉義（笑）。
所以我覺得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論述，像這一個社會不要有「媽寶」、「爸寶」的這一種東西，其實就是及早切割。
也就是及早切割父權關係，我們可以說就是切割父權關係，這樣在年輕人的支持力道就會更強了。
16歲結婚就一家之主，我到20歲才算成人，這中間的落差是很大的。
這個部分要跟政委說明，其實目前為止，因為我也在學校任教，這麼多年來，我現在的感受是，國家的公務員滿認真的，可是他們的簡報基本上大概都違反一般簡報的邏輯，也就是一張PPT上面，談了超過一百個字以上的內容，這個大概都沒有辦法跟人家有效溝通。
就政治工作來講，我們更要講究的是如何在很短的時間內，讓人家看一張圖會瞭解我的訊息，所以這部分其實就是想要拜託政委，也就是跟我們的年輕工作同仁上個課，讓他們瞭解怎麼樣做明確清晰地簡報，把重要的訊息有效傳遞出去。
因為那一天您來作報告，主席非常非常地高興，她說到目前為止沒有看過比您這個簡報讓她覺得訊息清楚，而且很清楚您的每一個簡報的資訊。
當然對我個人來講，我可能還會要進一步拜託政委的是，可能院內的一些簡報……
其實我個人因為回來臺灣任教十年，我也常常參與政府的一些審查，我倒是覺得問題其實不一定是公務員，而是出在於這一些民間智庫，或者是相關在做這一些研究簡報的，他們還是很習慣，也就是在一張PPT上，把所有知道的東西都放上去……
那一種美學，坦白來講有一點受不了，應該不是政院，而是各部會的承辦人，因為將許多公共政策當作研究案委外給智庫，才創造這種奇怪的簡報邏輯……
對，很習慣當成是溝通的方式，而這一種溝通的方式，我覺得這個有一點像當年在唸書的時候，我的老師告訴我說那時在1997年開始流行PPT，就告訴我們說重點是point，不能弄一堆東西然後看不到重點。
我想這些年，您大概也很清楚，我覺得這個是比較簡單的事情，我們也會跟大老闆做個報告，看總統那邊會不會有什麼指示跟想法。
我覺得可能讓公務同仁比較瞭解，事實上一個好的簡報是來自於理念、價值及行動方案，這樣就好了，有時覺得他們的美學觀，我也不知道怎麼講，有一點困難。
另外要再跟政委請教，您上次提到社會創新事業，我們在中臺灣事實上對這一些東西是非常有興趣的，我個人過去跟我們的同事——中興大學同事——去推動審計新村，小蝸牛市集就是我們做起來的。
我的學生們他們很不錯啦！他們從大一，這樣一路自己研究所畢業，來當老闆，這個過程我覺得對臺灣社會來講是滿有正面價值的東西。
我們常常會遇到的一個狀況是，社會創新事業最大的困境是，如同你剛剛所談到的，很多年輕人其實有idea，但是沒有management的能力，這部分真的是一個困境。
再來，政府想要媒合，很多時候的狀況變成是，我是不是只要offer一個space出來就好，好比我們現在有在設想中興新村的部分，因為中科院接管中興新村做得很不好，因此有在設想是不是應該引進社會創新事業到中興新村，可能會比較好一點。因為中興新村的整個南投人口都老化了，因此希望有一些年輕人可以去。
但是，我們常常發現政府想到的只有是這樣，我們給一個基地，但是後續是什麼都不太明確。
其實這個包括我個人過去在NGO的經驗也大概類似如此，臺灣的社運團體或者是轉型成NGO，早期從社會運動抗爭到開始進行社區的一些改造或者是社會議題的推動，其實都免不了流程，也就是一個很長的習慣，那就是議題性的團體，所以對於資源的使用，像我當時當一些NPO秘書長的時候，我們只有年度預算編列，而且那個都非常倉促，像今年要辦活動，也就是編50萬，而這50萬從哪裡來？反正大家預算通過了，秘書長再自己把這50萬找出來。
這樣的方式其實我覺得並沒有太多的積累，積累是在秘書長的身上，而他離開了，組織又要從頭來，這樣我覺得就如政委所提到的這個部分，所以輔導的對象或者是影響的對象可能也還包括除了一般社會創新企業之外，如果有可能，或許可以跟一些NGO組織或者是社運團體有一些對話。
我最近最常接到的狀況是，很多社運團體，因為過去有擔任過，所以他們就回過頭來說募款，但是我覺得這並不是很健康的狀態，因為跟執政者間有很多不是很清楚的關係，一方面在政治上或者是在議題上，可能具有某種對立性，但在人脈、甚至是經濟的來源又重疊，這樣子沒有辦法讓NPO、NGO成為社會真正在監督的力量，而也沒有辦法一個獨立自主的研究能量。
我看到的是，很多團體在面對議題的時候，其實我們過去以前就是這樣子，面對國家機器，國家永遠有比較多的資訊，所以我即使在學界或什麼，還是比不過國家永遠龐大的資訊。
所以如果能夠慢慢變成社企或者是獨立自主，在研究能力上或者是對於公共議題的投入，或者是議題深入地瞭解，那就會更強，我覺得臺灣社會現階段最大的困境在於，很多人有議題的理念與對土地的關懷，但因為對於公共政策的資訊或研究的深度不夠，所以造成跟政府間有很多矛盾或衝突，甚至到最後只能訴求道德。
一旦訴求道德，其實很多事情都做不下去。
其實有很多NPO是可以走群眾募資，我自己待過環保團體，除了勞工團體比較難募款之外，環境團體其實是滿好募款的，只是這一種群眾募資，就如同政委所提的，或許可以變成一種可以運作的方式，而且議題清楚。
其實許多人有很多個別的投資、贊助，像我個人比較常贊助的除了幾個社運團體之外，還有東臺灣的「孩子的書屋」。
對，我個人覺得他做得非常好，他很清楚讓大家知道說我的捐款，這個捐款是有明確給我report，也就是這一些錢做了什麼。
其實我覺得很多捐款人需要知道的只是一個資訊的透明，就像花蓮的捐款，大家都比較期待……為什麼講到紅十字，大家就很多點點點，其實這個跟透明是有關係的。
這個也涉及到我想跟政委請教的第三個問題，也是政委您比較直接負責的，像資訊透明化跟科技技術之間的應用，因為我本身是學都市計畫的，我們對GIS的應用，這一些年大家開始比較重視，自從現在在中山大學社會系的葉高華老師，當年弄了一個地圖會說話的blog，然後才開始理解到GIS系統搭載社會資訊，是可以做很多有趣的事情。
可是這一些年來，我們看到政府在GIS資訊的應用是有限的，我之前也服務過臺灣地理資訊中心，那個是國家的財團法人，在國發會底下，其實能夠做的事情是很多，但國家是低度利用這個組織。
我去那邊服務之後，才發現包括學界，基本上對GIS的應用很低，但很多的年輕科技人才，事實上已經把GIS放到國際上去做。
我不知道政府在這一個部分可以進一步做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