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柄谷行人的交換模式 X 非常抽象，也太理念化了。
不過這其實和我們前面的討論有關。柄谷原本是從日本文學批評出身的。他自己也曾經努力處理日本社會、日本文化這些問題。
但作為一個長年閱讀柄谷的人，我的感覺是，從 1990 年代進入 2000 年代之後，他越來越在意北美英語學界怎麼評價他，而他的理論也因此變得越來越抽象。交換模式 X 正是在那個時期提出的。
也就是說，在我看來，柄谷其實是一位非常豐富的思想家，而他真正豐富的地方，其實是對日本問題與亞洲問題的思考。但後來那些部分慢慢淡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史哲學和交換模式論。
所以，當那一面在國際上受到高度評價的時候，我內心其實一直很複雜。柄谷被看見，我當然高興；但他的真正可能性真的在那裡嗎？我覺得未必。
不過，如果接受唐鳳剛才的說法，那麼她在交換模式 D 影響下試著做的事，正是一種從關係性之中長出來的東西。用我的哲學語言來說，就是一種從關係之中湧現出來的超越性。
而這其實非常亞洲，也不是單數的超越性，而是複數的超越性。
也許反過來說，我們反而可以從唐鳳的工作出發，重新閱讀柄谷行人。
謝謝。
我不覺得 Team Mirai 在隱藏什麼。不過安野先生之前在被問到美國攻擊伊朗這件事時，曾回答說：「目前資訊還不夠充分，所以讓我們從現在開始一起思考。」結果他因此受到不少批評。
我反而覺得，那其實是一個非常誠實的回答。但問題是，人們對政治人物期待的，也許根本不是這樣的回答。
如果安野先生想成為日本的政治人物，而且想做出一些新的東西，那他就得在資訊還不充分的時候也先表態。可是那樣又不誠實。從工程師的角度、從多元宇宙的角度來看，那都不誠實。
所以他的困境不在於「是不是隱藏意識形態」，而是在於他到底是政治家，還是想改革政治的工程師。作為朋友，我其實很同情他，因為我覺得他正處在一個非常困難的位置。
我想這位同學真正想問的，還是政治本身。政治中的想像當然可以分叉，但最後還是得被合併。為什麼？因為民族國家一方面可以像波一樣，日常裡有很多不同代理者、很多不同意見在流動；可是在安全保障、外交這些時刻，國家又必須看起來像一個整體。那些分裂的意識形態，最後還是要被重新合併。
而這個過程往往伴隨對人的暴力，而且恐怕不是單靠合理性就能處理的。
我想問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就好。唐鳳，您怎麼看民族國家的未來？民族國家接下來還會維持多強？它會變弱、變強，還是會消失？關於民族國家的未來，您的感覺是什麼？
這個願景我同意，但我沒有那麼樂觀。
因為在現實裡，民族從來不只是幻想。全球化越發展、網路越發達、跨境流動越頻繁，反而越會激起作為反作用的民族主義。過去十年、二十年，至少在日本，民族主義確實是在上升的。
所以我不太相信事情會像唐鳳說的那樣順利。不過作為願景，我是同意的。我也希望真的能走向那樣的世界。只是我自己沒辦法那麼樂觀。
我覺得你其實問的還是政治本身。政治中的想像可以分叉，但到某個時刻還是要被合併。
但我自己的想法是，歷史上正回饋和負回饋的角色，其實是由政治和文學分工承擔的。政治負責把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放大；文學則創造共感。即使差異很大，文學也能讓人感覺「我們終究還是同一種存在」，於是距離感就被縮小。
在現代社會裡，政治和文學大致上扮演了正回饋和負回饋的角色。
但我覺得，這個關係現在其實反過來了。今天，是語言在分裂人，而是物，或者說共同製造出來的東西，把人重新連起來。
這裡的關鍵概念是持久性。很多人一起做同一件東西，那就是我所說的 commons。傳統本身其實就是一種共同建成的 commons。很多人一起做一件事，而那個共同創造的行動本身，就在縫合他們之間的裂縫。
技術在這裡很有用。它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他人，但它也可以幫助我們一起做出某些東西。共同創造的行動，會修補人與人之間的織體。
我覺得，HUMAI 本身就是這樣的地方。
我也想補充一點。
唐鳳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在於：她用了 LLM 去接近《平和與愚蠢》的內容，但她從頭到尾都沒有說過自己「已經理解了」它。她說的只是：這是一座橋。像是在路上先握個手。而且它確實奏效了。
她還刻意把那張投影片做成日文。她的 LLM 先用某種方式整理了我的書，然後她在後台把它給我看，問我：「你覺得怎麼樣？」透過這樣的方式，溝通一下子就順暢了很多。
我覺得，唐鳳使用 AI 的方式真的非常好。
我是寫作者，當然還是希望人們真正去讀書。也許有一天《平和與愚蠢》會出英文版，到時候我也希望大家去讀。但在眼前這個時刻，兩個第一次見面的人，究竟要怎麼跨出溝通的第一步？那張投影片就非常有用。
AI 可以這樣被使用。今天唐鳳其實做了一次非常有力的實作示範。
我想，所謂介面，大概就是這樣的東西。真的很好。
這種事，最後不就只能自己想嗎？
我最後想說的是，今天我一直很清楚地感受到，唐鳳始終只把 AI 和 LLM 當成橋樑。
我覺得這點非常重要。
AI 和 LLM，或者更廣義地說，技術本身，都不該成為目的。一旦技術成了目的，人就會反過來為技術做最佳化，而那時我們就會變成技術的奴隸。
技術終究只是工具。LLM 也是一種用來增強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工具。
今天唐鳳反覆強調的，其實就是這件事。我認為，這會對今天在場所有人的研究和開發，都是非常重要的指引。
我今天帶著很緊張的心情來到這裡，但在唐鳳溫暖的帶領下，我們進行了一場非常愉快的討論。
非常感謝。
唐鳳剛才講得非常好。她說的那種以個體邊界為基礎、又能彼此共感的波動，某種程度上其實就是情感。
但 Habermas 對公共性的理解，非常依賴語言，也非常依賴合理理性。對他來說，由這種共感之波所構成的公共性，恐怕是很難被接受的。
結果就是，Habermas 最後變得非常歐洲中心，尤其是西歐中心。
例如我在《平和與愚蠢》裡寫到，三十年前前南斯拉夫內戰爆發時，北約轟炸貝爾格勒、介入科索沃，Habermas 幾乎沒有提出批評。在他的框架裡，「那邊」是理性文明，「這邊」是野蠻國家。由理性文明的國家以暴力攻擊野蠻國家，是可以被正當化的。這個問題其實也直接連到今天美國對伊朗的攻擊。
所以我一直覺得，Habermas 的思想起點裡有一個很深的問題。
作為哲學家，我一直在想的是，共感，尤其不只是由語言中介，而是也透過文化、商品等各種媒介所形成的共感，其實在公共性的形成裡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像唐鳳剛才說的，各種波彼此干涉。我們真正需要的，可能是一種能從這種干涉中生成的公共圖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