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我不知道是誰講的。
他是說不會是這樣，他當初已經講了為什麼不是，因為我其實已經工作一陣子了。
也沒有框架。我在哪裡上班就是在那裡上班。
在任何地方上班都算上班。
對，我只有禮拜四開院會的時候。
我在國內的話，我禮拜三都是在空總這邊，也就是社會創新實驗中心，仁愛路三段99號的辦公室，禮拜二常常都是巡迴全臺灣，禮拜五是開協作會議，如果大家的連署案是恆春的，我就要去恆春開，如果是澎湖的就要去澎湖開。
禮拜一是團隊的午餐會議時間，所以也比較會到院裡，所以大概是禮拜一、禮拜四會在院裡。
對。
對，我們會一起吃午餐，我們team是二十幾個人。
沒有，我們沒有數位辦公室。我們有一個叫做「公共數位創新空間」，字面上的意思是空間，也就是這個辦公室，還有包含我們在三樓教科文處，有一些空間是可以利用，但是人的話，我當時是跟行政院的秘書長，也就是現在國發會陳美伶主委說，我們從每一個部會按照業務的需要，每一個部會最多可以派一個人來，所以理論上是可以32位來，當然並不是所有的部會都有派人，但是大部分跟人民相關的，好比像教育、內政、文化、通訊傳播、法務、財政等等比較會派人來。
並不是。
不是給我的。我不下指令給他們，考核也是他們自己打，他們只是碰巧來這邊辦公。
可以是部分時間、可以是全部時間，他高興就好了。
不是，就是在這個空間辦公。
政務委員不受組織法所限。
不是給我，是自願來的。這一些朋友們都編在部會裡面，像外交部之前來過一位，他回去接科長之後，現在又來一位，當然我們的限制是自己給的，也就是同一時間，每個部會只能有一位朋友來辦公。
有一些確實是聯絡人，像法務部的聯絡人就到我們辦公室辦公，有一些也不是，像外交部的開放政府聯絡人一直是我們錢科長，但是外交部派過來的，一位在國組司，現在來的這一位之前在北美司，跟開放政府業務不完全關係，主要是幫忙數位外交的工作。
也不是，各部會在開放政府有關，他們的部會都有一個開放政府聯絡人（Participation Officer, PO）團隊。但是這個團隊不願意派人來，能派一個人來很好，不願意派人來也不會怎麼樣。
如果不在這個團隊的人，部長也願意派來，那也OK，總之做的事情也不一定有指揮關係。
社會創新、開放政府、青年參與。
三個是同一件事。
社會創新的意思是社會試出一些新的做法，大家可以參與、對大家有好處，好比像區塊鏈技術是一個社會創新，當年的全球資訊網也是一個社會創新，並不是哪一個政府要求做出來的，但是對任何政府來講加入都有好處。
開放政府是反過來，政府有一些想要做的事，像開放山林，但是開放之後，比如開放之後、向山致敬怎麼管理，其實我們都不知道，之前一向都是管制的，所以來聽聽大家的意見，大家的意見湊在一起就變成新的一項治理的方法。
但是這兩個程序，除了一開始發動者不同之外，其實都是相同的，概念都是單方面無法拼成全部的拼圖，邀請社會各界來做。
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提案權放在青年身上是青年參與，如果是社會部門就叫做社會創新，如果是公部門，剛剛講的這一些聯絡人的朋友們，就是開放政府。
我不確定你的意思。
就是日常的工作。
這三個就是同一件事，都讓我很有成就感。
主要是把臺灣帶出去。我們這一期講的是肺結核2030年要終止，這樣每一年就要減少5％，但事實上目前每一年只減少2％，主要是因為篩檢的費用太昂貴，接近10美元，就是在社會創新的一家公司去非洲，降到1美元，也就是用AI的技術，在場的朋友都很高興，因為對他們來講是肺結核纏繞許久。
我在民間部門，你說是在退休以前嗎？
「蘋果」你也可以當作很大的治理結構，並不是一家小公司，所以也有對外需要給出交代的部分，也有內部的這一些治理機構等等，我是覺得差不多，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我一直是橋梁的工作，我並沒有說和蘋果合作，就不跟微軟合作，或者是不跟Mozilla合作或者是Red Hat等等。
這個很像拼拼圖一樣，每一個都是一小塊，不會和這邊一起工作、和那邊就不工作，我在公部門也是這樣的態度。
我不是為了成就感而做，而是為了興趣而做。我一直都對聽大家有什麼創新的想法、創新的見解很有興趣，透過一些機制的設計，讓這一些創新都會被採用。
好比像之前也在商周寫過的「平方投票法」，發明不久就被總統盃黑客松採用，這個很有趣，因為一方面可以貢獻給社群，二方面是確實讓大家對於在網路上投票來決定政策，有一個新的想像，以前是要灌票、拉票的關係，這一次就選出了總統盃黑客松前20強。
不是，科技政委是吳政忠老師。
是，科技政委有一個明確的定義是「科技會報辦公室」的主責政委，那是吳政忠老師。
我每個禮拜四都跟他一起開會。
參與的話，確實是有，因為每個禮拜四是科技會報的週會。
應該這樣講，有不同負責的政務委員，大部分的政委都有部會的業務給他負責，但是社會創新、開放政府、青年參與是一種治理的方法，而不是一種特定的業務，所以任何業務只要不涉國防、機密，都可以用這個方法來處理，所以我跟幾乎每一個政委都有合作。
當然您提到科技，在科技方面的參與，像2030年的願景工作，或者是全國科學技術會議等等，當然我也有參與籌備的一些過程，像在生醫BTC也有分享一些我的看法等等，當然是有的。
他沒有說要我做什麼，而是說我原本做什麼，就繼續做什麼。
他當時是說希望在「亞洲‧矽谷」，因為中間的「連結」是我加上去的，定位的時候希望能夠當連結的角色，不只是跟整個亞洲在外交上把臺灣做一個重新的定位，可以變成很具體解決亞洲各國目前碰到社會問題，現在叫做「暖實力」。
對於矽谷那一方面，不只是矽谷的技術解決臺灣的問題，臺灣的社會也解決矽谷造成的社會問題，所以需要一個類似準外交的人去跟矽谷的這一些跨國的大公司來進行一些斡旋，大概是連結的角色。
當時在「亞洲‧矽谷」重新定義會議，大概就有提到這一些工作。
其實一開始也沒有找我，是請我找人，我問了一些朋友幫忙。
對。後來我接了，也不是覺得自己更適合，是因為其他人就比較忙。
當然一方面是，我們運用17項聯合國的發展目標，重新定位了我們所有援外的基礎，現在不管是國合會體系，或者是大學社會責任體系，或者是企業社會責任體系，又或者是民間的這一些非以營利為目的的社會部門等等，大概都已經被說服使用這17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來表現臺灣要如何幫全世界的忙。
這有一個好處，也就是2015年因為通過了這17項的目標作為全人類在2030年的共同議程，所以所有的國家當時都已經同意這一件事對彼此只有好處、沒有壞處，所以在這上面發展外交見解的時候，就可以看到有一點像我名片的背後，每一年會換一個外交部當年度的文宣，所以正面是我的名片，背面是今年正在討論潔凈海洋跟氣候變遷，每一個顏色是17個不同的議題。
像這樣的名片以前，政務官沒有看過，這個是重新定位，當然「暖實力」並不是我獨創的，而是我在紐西蘭跟一位駐處的外交官聽他講的，但是確實我也有幫一些忙，也就是把「暖實力」這三個字、「Taiwan Can Help」還有跟這17項的永續發展目標連結起來，變成我們外交的主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