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都建立在「玩真的」的前提上。如果這個是玩假的，每一次工作坊都彼此獨立，這樣就完全喪失訓練的意義。
對，這個是我們第一次kick-off meeting的時候，也就是正式成立的那一個會議裡面，我差不多也只強調了這一件事，也就是3月6日那一次的會議，稍候會有逐字稿。
好啊！在短期基本上是PO們彼此熟悉，彼此至少會信任到發生事情的時候，不會互相推來推去的程度，其實這個就很重要了。
接下來中期的事，我覺得每一個PO要找到他自己，或者是他們自己在那一個部會裡面，應該如何繼續組織起來的定位。
但是這一個東西是我沒有辦法幫他們想的。這個有一點像我剛剛入閣的情況，也就是有充分授權，但是並沒有任何特定的工作描述，所以簡單來講，工作描述是要我自己寫。
當然PO們自己會橫向討論，而且他們是常業文官，比我多許多年的經驗，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相信他們每一個都會長出自己不同的組織方法來。
但是，因為每一個部會的文化完全不同，所以如果從上而下去要求他們，一定要符合某一些要求的話，這個是有害的。
是。
在最後的階段於理想狀態下，當然是政府在決策時的本位主義因此而消失了，大家可以用跨部會為前提來作大部分的政策規劃。
但是至於要如何做，以及多久才能做到這個程度，我一點概念也沒有。
好比有一些事需要討論的時候，或者是有一個東西，現在媒體跟國會議員還不知道會有很大的衝突，但是因為常業文官自己就是擬訂政策的人，自己知道未來會有很大衝突的時候，應該要勇於調度他們自己的綜規、資訊及新傳的資源，以及民間外部資源，以及其他相關部會，不管是上游或者是下游，簡單講就是「勇於求救」的這一件事。
而勇於求救、得到回應，這就是組織工作。在這樣的情況下，希望可以起到不遜於國會聯絡人或新聞聯絡人的先期警報功能，就是說某一些事真的應該好好來處理。
按照本來公務員的制度，公務員不能把他工作中制訂到一半的政策告訴別人，除非他覺得這個對公共利益是有益的，這樣可以做；但是，依公務人員服務法，若他的長官跟他說：「但是我覺得這個沒有公共利益。」，這樣就不能做，因為必須要服從上級的指揮。
除非有重大的、Snowden那個等級的東西，不然也不能告訴記者。所以，以上這些行政程序法跟公務人員服務法，基本上就是讓公務員沒有辦法求救，也就是當他碰到一件超過他的負載，或者是需要額外支援時才能做判斷時，除了他的長官之外，他沒有別的辦法去進行橫向連結。
但是，由於公務人員職系不同的關係，即使次長給了他這個授權，也不一定能夠得到所需要的全部資訊；然而，現在至少可以跟PO講，PO可以跟我們講。
是，不過我們已經看到很多實際的東西了。但是這一些東西的主要利益關係人，看起來都是公務員本身。這個是非常容易理解。
求救出去得到回應並不困難，因為我們建立的制度就是在做這一件事。
但是好比說，大家為什麼相信唐鳳是真的要來幫助大家，而不是在蒐集資料、準備秋後算帳？
又好比說，開放協作真的是為了大家編輯完之後要對外公開，而不是懷疑我要把情報賣給CIA？
也就是說：他們有什麼原因要相信我？
我覺得在這個情況下有一些好處，一個是我畢竟在公務人員訓練中心及各級地方政府已經當講師兩年多了。
我如果是一下子空降來的，我相信這個制度連建立的可能性都沒有。
如果聽過我的課，或者是跟我有一些協作關係的朋友，不管是「vTaiwan」或者是「Join」或者是其他地方，會對我有起碼程度的信任。
但是，並不是每一個PO都這樣。這個是一回事。
另外一回事，即使他們信任我真的要做我要做的事，有什麼理由這一件事並不會我不在的時候就沒有了？說不定下一個開放政府政委完全不希望各部會由下而上來處理任何事情？
這個東西我們在教育跟文化上都非常重要。任何學生都會問說：「你現在教我這個，畢業之後會有用嗎？」（笑）。
所以我們才這麼強調說，橫向連結及處理事情的方法是在部會裡面也用得到的，以及他自己在公務人員生活裡面，跟有過類似design thinking、類似訓練的人一起合作都用得到。
也就是說，即使沒有開放政府聯絡人制度，這些技能本身是有用的、這些人際關係是有用的，目前至少確保在這裡。
應該這樣講，我們看開放政府夥伴聯盟的數字可以知道，在非常會作文的許多政府們提出他們的action plan以後，實際達到與民協作那個層級的，好像不到三分之一。
也就是說，大部分是我想到什麼再問一下人民那一個層級；更差的是，東西爆掉我們再來處理的層級。
也就是我在法國有跟你說的，好像吹口琴的「和諧琴」的那個層級，就是爛掉了再來處理的層級。
當你看全世界趨勢的時候，而且這些還是把開放政府掛在嘴上的國家——已經排除掉其他國家了——你會發現在三年計畫、五年計劃能夠達到與民協作那個層級的國家居於少數。而且如果你很細再檢視的話，會發現國家越小越容易。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臺灣為什麼能夠做得比其他跟臺灣大小類似的國家好？
我當然可以提出很多理由，可是這些理由也不能把可能性變成超過一半。
所以有這個擔心是合理的，事實上不這樣擔心才是不合理。
當然。
那當然。
這個對任何人都是這樣，事實上對民間社會更是這樣。
在威權獨裁體制底下，戒嚴時間世界最長時間的政體，解嚴三十年以來的這一代時間裡面，大部分也還是用一種「雖然我不是獨裁者，但還是家戶長」的態度在規劃，由上而下來規劃政策。
所以，真正所謂要由下而上的方式規劃政策，這是2014年才開始的事情，從中央政府的角度來看。
地方政府比較早。中央才三年而已，所以為什麼民間要相信？民間沒有理由相信。
應該是說，我覺得「沒有理由相信」是一件好事，因為不會給人錯誤的期待。
所以我一直在跟PO們溝通的是說，他們知道的或他們掌握的，那就是剛好他們能做的。不需要有不切實際的相信。
不切實際的相信，長期來看是有害的，因為會講出一些讓民間有一些不切實際期待的話來。
簡單講，所有我們在練習的這些工具，即使開放政府政策消失了，都能夠讓他早一點下班。
對。也就是我們把行政數位化跟開放政府綁在一起。
這兩個原本不需要綁在一起的，但是行政數位化確實可以節省工作量。
我覺得很幸運的，不管是機器學習也好，或者是高速掃描器、印表機這種最基本的東西也好，都已經到足夠便宜的程度，以至於當我們導入的時候，我們可以說這是為了防弊，也就是開放政府；也有興利，也就是讓他們工作更愉快的這個效果。
當我們引進的這一批工具，都具有既節省時間又碰巧可以做開放政府的特性時，大家比較會願意即使只是為了省力氣來學這一些東西。
至少本來浪費在「互相推誰才是主管部會」的這個很花力氣的行為是消失了（笑），這件事本身就會讓人加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