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其實我進來，主要是負責開放政府業務，我們也知道開放政府業務之所以會出現是因為318佔領的時候，當時很多朋友們有提出一個所謂「由下而上」、「公民憲政會議」規劃，政府後來召開了「經貿國是會議」，也有一些朋友發言尤其是年輕人，但不分年齡，要有一種「由下而上」參與公共政策議程設定的常規管道，所以後來才出現了所謂的「青年顧問團」以及「公共政策參與平台」這些機制。
所以，我進來基本上就是接續之前蔡玉玲老師及馮燕老師的工作。不管是「青年顧問團」，現在變成「青年諮詢委員會」，或者是「公共政策參與平台」，或者是社會企業等等，以年輕人為主，但也不限年齡的雙向交流，讓政府的議程設定盡可能採納更多民間的意見，不只是傳統公協會理事長的聲音，基本上是這樣的想法。
對我來講，這三個工作「開放政府」、「青年諮詢委員會」及「社會企業」並不是分開的，而是一體的。我們有非常多的青諮自己就是社企的參與者或者是發起人，有很多的社企其實後面有一些倡議性或者是理念性的東西存在，不管是為了改正媒體環境，或者是生活環境，或者是影視環境，或者是友善土地。
但是這一些東西到最後還是回到政策，他們還是希望國家政策能夠讓年輕人參與制定，我覺得這三個業務形成一個循環。
對我來講，需要補正的反而是各做各的心態。在先前的政府，因為這些都是新東西，所以基本上是以個別政委的興趣為主，其實很少有系統地讓事務體系橫向溝通——當然也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進來之後，這些新興的議題都需要各個其他不同政務委員的協助，所以我們就會在碰到不同議題的時候，copy各個不同的部會、政務委員。
所以這並不是我的個人興趣而已，我們會有系統地每一個禮拜都會有開放政府相關的協作會議，也會邀青年諮詢委員參加，裡面有提到一些比較倡議性的議題時，社企的意見也會帶進來。
像我主持的這一些社企會議裡面——都有逐字稿——我們青諮也都會參加，所以就會變成這三個領域的人，並不是各做各的，而是全部都結合在一起，我覺得這是我進來後的最大差別。
我覺得最大的幫助是概念劃的夠清楚、夠大，而且把利益相關者，基本上都包進來。
當時馮燕老師跟我交接的時候，我們有一個公開交接的逐字稿，她最強調的是不要把這個傘或這個餅做小，讓人覺得只有公司型或NPO型或特定類型才是社企，而是包含本來不叫做社企，可能農社企或者是青創這些，慢慢都納進來。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子的話，就會變成好像符合很窄的東西才是社企，這樣鼓勵青年創業的意義就消失了。相反的，我們想要營造氣氛，想要解決社會問題哪一個部分的社會問題，都可以用社企的方法來參與，而這個社企已經不限制你的型態，可以是公司型或者是NPO，甚至是一個人畫個概念圖就上網去群眾募資，這一些都可以廣義叫做「社企」。也就是說，只要以解決社會問題為目的，然後有一個永續的經營方法。
所以，我對馮老師最感謝的是並沒有把這四個字做小，反而是在之前的推動方案裡面，影響的範圍是越來越擴大，以至於我進來的時候，各個部門的朋友至少都有聽過社會企業，不管是從勞動的角度或者是中小企業的角度，甚至於商業司都會覺得社會企業是值得促進的概念。
我覺得這個是我最感謝的。
OK啊！
我覺得社企之前的發展是讓大家知道這一個概念、肯認這一個概念，這個跟我們在講「開放政府」是很像的，剛開始的時候並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大家覺得是一個很潮的名詞，因此要競選的時候講就對了，反正不扣分（笑）。
但是，之所以沒有完全喪失意義——像「大數據」就已經完全喪失意義，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是因為從行政部門、私部門、公民社會都有朋友們一步步用具體的行動去賦予它意義，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回過頭來說這一批人做的是社會企業，大家在做的時候造成什麼影響，因為到最後還是要看解決什麼社會問題、造成什麼社會影響，這一些社會影響，不管是學者量化它或者是用質化的方式來評估，無論如何都是在比造成社會影響的能力，而不是講故事的能力。
其他有很多很潮的詞，基本上就是停在講故事能力的那一波，沒有對社會造成事實影響，或者是造成的影響是負面的影響，所以到最後就沒有人提了。當然，也有些很潮的詞還在政府計畫書裡面，我就不特別講什麼了（笑）；像「雲端」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但是，「社會企業」或者是「開放政府」之所以沒有歪掉，我覺得主要不是政府做了什麼正確的事情，而是社會本身試著去找出了自己的議程設定權利，而不是只是靠著政府的補助或者是政府的設定，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
像民間做開放政府的人，他們也不會說要先得到某個市長或者是某個政務委員，才能去做公民參與或者是做公民培力；相反的，他們會希望從社區開始，共同學習，自己就把開放政府培力的概念做出來。
政府肯幫忙、協助當然很好，但沒有的話，民間對這一個詞已經足夠有信心，以至於民間可以自己去運作這一個ecosystem，我覺得這個是最大的差別，比起一開始提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借鏡最多的就是韓國那一次的立法。簡單講我們不希望弄成那樣，也就是我們不希望一下子限縮社會企業發展的路徑，以至於非得只用公司，或只能用股份有限公司，或甚至只能用「共益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的方法來進行治理。
因為畢竟一個組織的方式是看它最適合social mission，有時它的social mission適合公司的形式，有時候不適合，有時候適合NPO，有時候適合更鬆散的形式，都有可能。
但重點以社會企業來講，還是它的social mission，我們現在希望的只是如果採取公司形式，我們有一個共益公司的組織形式，讓它能夠明確地跟社會說要解決的social mission是什麼，以及在解決的過程解決了那一個歷程，這其實並不是具有排除性。
我想即使不是共益公司，還是可以是社會企業；即使是社會企業，現在是共益公司，未來想要別的組織形式，也可以切換成別的組織形式。所以它是一種組織工具，不是一個必要的準入條件，這是要講出來的。
也有一些NPO朋友跟我說，如果在共益公司的mission的揭露裡就已經說提撥率百分之百，這樣也就等於是NPO基金會了，我只是用公司形式，讓我的治理比較容易而已。
所以，這樣的情況，他們甚至不反對把它視為NPO來看待等等，這是在這一條光譜從「社會企業偏企業」到「社會企業偏社會」，我覺得不是一刀切說公司就去這邊、不是公司的就去那邊，我們試著讓中間的每一個點有適合的組織形式可以用。
共益公司只是其中一個，我們在制定的時候是以最大的彈性為目的，但是不要達到掛羊頭賣狗肉的情況就可以了。
所以具體來講，我們會在全臺灣去發展一系列的座談，看投入社會企業的朋友，不管是不是公司形式，對我們在中小企業發展條例或者是其他的法規上，能夠回應社會企業的哪些具體需求——我們先不跳到建議，我們先聽他們的第一手經驗跟對於需求的感受，先把所有人的經驗跟感受讓所有人知道，我們再來看怎麼樣的法規，能夠照顧大家的感受。
如果我們不先盤點好，就會變成只有北、北、基、桃剛好來參加某一場會議的人的經驗跟感受，然後就變成了決策。
過去的政府在別的決策上，這一種事情屢見不鮮，我們現在盡可能不要發生這一種事情。
網路平台的好處，只是讓每一場參加的人可以看到前幾場到底收斂到什麼程度，它有一個延續性，但我們還是需要面對面的交流。
畢竟這一個東西在公部門裡面，就是在我接任之前有一段空窗期，就會變成勞動部的線，也就是他們最常討論的社會企業跟經濟部不同處談的線，跟教育部、各種不同部會碰的線其實不太重疊，雖然理論上大家共用一個平台，但事實上大家最熟的人是不一樣的，所以才會出現說社企月可能勞動部規劃了什麼、經濟部要辦什麼活動、教育部又邀了誰，可是他們之間並沒有cover到，這個真的是有的（情況）。
我進來之後透過橫向聯繫會報及青諮委員感興趣的部分，我們盡可能把這一種橫向溝通串得比較好，接下來因為要一起去紐西蘭，所以至少是比較有規模的利益關係人，以及未來可能我們自己要主辦的這個過程裡面，雖然有找到一隻老鼠去掛鈴鐺（笑），事實上要去落實還是要每一個利害關係者自己做，我覺得就是要靠這一種共同參與的經驗，大家在可以更凝聚說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界定自己，我覺得這不是政府可以告訴大家的，而是大家一起參與出來的。
我覺得像《公司法》是一班車，搭不上就開走了，那個是有時效性；《中小企業發展條例》我還不知道時程，應該是沒有那麼快。
其他別的，好比像「共同採購」、「Buying power」都是法規命令層級的，那是隨時可以修的，所以只要提前預告兩個月就可以了，不等立法院就沒有時程的問題、沒有搭火車的問題。
目前看起來法律案要送立法院只有這兩個，也就是《公司法》與《中小企業發展條例》，我們自己內部的這一些法規命令是可以滾動式檢討。
我們最缺的資源是相互信任，這個是必然的（笑）。
也就是說，如果沒有相互信任的話，其實政府推出再多方案、再多補助等東西，民間只要不覺得實際有可能參與政策制定，都會覺得是摸頭或者是覺得做形式等等。
我們現在辦很多座談會、國是會議，多少都會碰到類似的狀況。這個政府也許可能沒有一下就最會溝通，但至少願意溝通。
在願意溝通的同時，民間確實是有一段時間差，從政府願意相信人民、願意把人民的意見收納到政策進程裡面，到人民真的覺得「我的意見真的會被重視了，因此我要好好來想」，這中間有一段時間差。
這一段時間差其實是最困難的，因為一方面要告訴事務官說要有耐心，雖然第一批來的人都是敲鑼打鼓的（笑），但是還有更多有意義的朋友們正在慢慢培養溝通的善意，這個是一件事。
另外一部分也要告訴事務官說，有一些他們自己想到的好主意，只是之前在政務體系裡面沒有由下而上收意見的方法，也可以經由這一個新的方式來進入議程的設定，所以不但是外面的朋友們意見加重，事務官的意見重要性也增加了。
這個尤其是在像社企，這種事務官層級可能比政務官懂的狀況更是如此。
好比像第一線地方政府的朋友，實際上投入照顧工作或者是弱勢扶助工作的朋友，他們第一線的經驗是非常寶貴的，可是我們開會坐在桌子上討論的時候，常常第一線並沒有辦法那麼快帶到這裡來，所以我們越做分散治理，越讓第一線來做議程設定，我們就越貼近社企的現場——我們越覺得我們在旁邊會議室開會就可以決定天下大計，我們就越不太可能接近社企的現場。
確實。我們這裡還要談到財政劃分，一談就很大了，我還是聚焦一點好了。
我覺得是這樣，就是說非都縣市的好處，他們比較沒有那麼多的政策宣傳的那一些硬性KPI壓力。
越接近需要作文比賽才能夠拿到資源的場域，你就越需要很潮的東西，就像「開放政府」一樣，「社會企業」之前是一個潮詞，像「公民咖啡館」還是什麼，只要填上去就有錢的東西。
所以當時比較火紅的那一陣子，就會變成民間的感覺，講好聽一點是提升能見度，可是講難聽就是跟現場比較遠的一些事情上，確實是這樣。
可是反過來講，你也不能沒有那一種提升能見度的東西，不然大家不知道有這一件事存在，所以我也不會否定前一階段的工作。
但是我會覺得現在這一個階段即使是在六都或者是中央，我們也有足夠多的、穩定的、好的，而且可以第一線就來互動，並不會就倒掉、消失的社會企業，能夠來提供有效、持續政策的意見輸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