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時候，開放政府聯絡人就可以出來說有解決方法；但這種情況很少見。
有。
第一個是當然要持續存在，新聞聯絡人或國會聯絡人剛開始的時候，也比較真的是打電話的角色，是後來大家發現說要推法案，若不溝通，國會跟媒體過不了的時候，他們才慢慢能夠參與比較重要的會議。
所以「開放政府聯絡人」也是一樣的，就是說如果我們創造出一些環境，讓大家覺得你如果沒有經過這樣程序的評估，那很可能民間是不買單，如果是到這一個程度，每一案都跟報稅軟體都一樣，那不需要我們特別寫要點，PO也會變得很有power。
反過來講，如果民間對大部分的事不要求，只有對特殊的這一種高度衝突才要求，那我們就只有在這一種情況下，或者是法有明定的情況下，才能操作這一套程序。
是，事實上是這樣。
「Join」平台至少是公平的，也就是不需要註冊立案成一個遊說團體，你也可以去「Join」上連署。即使沒有辦法坐高鐵到台北來陳情，你也可以在「Join」上連署，所以才接得到恆春、澎湖這一些案子，我們也都會去那邊進行討論。
至少讓各地的民眾看到，有另外一套方法去動員國家的力量，這個是「Join」平台存在的意義。
但是確實非常多的議題，是沒有辦法連署到五千人的。這個就要靠《數位通訊傳播法》、「Internal Join」、各種各樣的創新沙盒，只要在要點或法裡面有寫這樣的方式討論，才會有更多的案源。
自己投票。
當然。
不然的話，如果大家覺得這一案不適合這個方法處理，但是我裁示要做，也沒有人會說「政委你搞錯了」，對不對？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讓PO自己為自己的案子拉票或推票。這個答辯的過程也是在逐字稿裡，所以人民都可以看到這一個案子，因為PO認為高度技術性、三級機關都可以處理等等，所以不需要協作。
或者是可能別的PO覺得這個跨部會已經討論五年了，都沒有效果，很希望可以協作等等，這個是可課責的。大家的連署哪一些進入協作、哪一些沒有，這個都有逐字紀錄。
我想未來，好比某個月就只有一個案子的形狀是適合協作的，其他因為PO慢慢培力了，單一部會就自己搞定了，我們就少一點時間花在協作，多一點時間花在教育訓練，或者是培力或者做別的工作坊上。
……目前還沒有誰因為loading太重來推的，至少他們的職級都有一定程度了，他們如果loading重，找別人做就好了（笑） 。
確實。如果他覺得這一個案子太大，牽涉到黨派鬥爭、角力，牽涉到已經有立法委員高度關心，覺得不要跟國會聯絡人或者是媒體聯絡人踩線或者是走不同的方式等等，只要講出理由，我們目前就是讓他這樣子。
也就是我們並沒有強制PO在準備好以前，就去處理大家覺得不能處理的案子，當然如果一個案子有很多時間規劃，像澎湖，我們是11月初才要去，即使是爭議大的案子，其實澎湖這一個案子滿大的，我們也可以透過事前的準備，慢慢讓大家覺得只要給足夠的時間，這沒有什麼可怕的。
但是我們不希望只給他兩個禮拜，然後一個超大的案子，明明就是會爆炸，但因為政委裁示，還是非做不可，然後爆炸了也沒有好處，這樣就違反了一開始來幫大家的理念。
我想資訊技術它有一個特色，你做一次，它就可以一直用，所以寫一套程式的感覺，跟制定一個政策是很類似的。當它投入使用，變成行政程序的一部分之後，它會自己生效，不需要你再去規劃。
所以從某個角度來看，我覺得資訊技術，也是有它暴力的部分，就是當它變成國家機器部分的時候，也分享了國家的強制力，變成國家跟人民互動的方法之一。
所以我並沒有覺得我自己當政委就不應該寫程式。如果寫程式是最快速讓大家看到某一個東西實際上長什麼樣子，用這一種新的方式溝通，或者是當大家對於政策裡面的關鍵字，什麼是「VR」、「IoT」、「AI」完全沒有想像，如果寫程式是最快讓大家馬上有第一手經驗的方式，我們就寫程式。
但是目的不是為了寫程式，它的目的是讓大家在政策制定的時候，有一致的想像。
我覺得這個是臺灣民主轉型自然的情況，就像剛剛所說的，總會有一邊的朋友說「權力還不夠分散」，也會有另外一邊的朋友說「權力還不夠集中」，對吧！
而且這兩邊如果放在同一句話裡面，其實是自相矛盾的。如果兩邊的意見都要聽，那就是要我每天去「命令別人不要服從命令」，這個是不work的。
所以這個反應了言論市場的多元性，也就是對於同一件事，有些人想要透過威權的方式進行，也有些人想要透過完全交付公民決定，而不只是諮詢的方式。
但我們現在按照事務官，也就是PO跟PO的同仁們給我們的意見，其實事務官可行範圍的調整是有限的。必須要在工作量能夠負荷、理解，而且風險不要太大提高的情況下，才能改變他們做事的方法。
但是他們很願意去面對民眾。我們現在唯一做到的、跨部會的貢獻，就是很少人聽到「Join」或者是「公民參與」時，腦裡浮現的是「暴民」或「民粹」了，大家覺得這個就是每個禮拜五發生的事。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沒什麼」，也就是「主流化」的這一件事，我覺得還是需要先發生，大家才能一起決定這個政體要往哪個地方走。
我們很難在這一件事的主流化，也就是對話的主流化發生之前，就說「因為唐鳳到了這一個位置，所以就要忽然變成一個領袖、舵手」，或者是要「完全把諮詢性質的東西變成公民決定」。
首先，這兩個方向是相反的；第二個，事務官根本不可能在體制裡面跳到這兩端之一來運行。
所以我覺得還是回到可行性上。如果它有可行性，我的email、wiselike都有許多公務員朋友寫信來說，在報紙上看到我要推什麼，或是看我的逐字稿，覺得這個可能會加深公務人員的負擔，所以現在來告訴我說去問某位第一線的承辦看，就會知道這一個方向錯了，應該要改變，他會跟我說怎麼樣對，我就會馬上說「非常感謝你的貢獻」等等。
我有一套方法，盡量讓事務官不會因為我做的任何事情，而蒙受不必要的負擔。但是反過來講，因為運行這一套方法，所以我也不可能忽然翻臉，然後說「我就是要加重你們不必要的負擔」，這事實上是做不到。
沒有辦法滿足大家的期待，我感到遺憾，是這樣說吧？但事實上我沒有別的做法。
我想，在這段期間改變的事務官對民眾的感受，所有這一些感受都會留下來，因為那是他心裡面自己的東西。
當然是感受。
另外，我們如果有讓民間更瞭解行政院運作，像真的有人上課是拿逐字稿出來，然後說現在行政院怎麼樣。這樣的教育意義，也不會因為我離開而忘記。
不管在教育上的貢獻、在科技上的貢獻、在文化上改變人感受的貢獻，它有一個特色，並不是像我多一個你就少一個，它並不是零和的。
教科文的特色就是，這些都是累加的。你學會一個東西教我，你也不會忘記，事實上你會理解得更深。科學跟文化也都是這樣。
所以應該是說，我處於隨時都可以消失，但至少教育、科學、文化上的貢獻上，是不會消失的狀態。
不願意進入逐字稿就是了（笑）。
因為PDIS在三樓的辦公室，就是在教科文處裡面。
所以每天都提醒我們在做的事，是教育、科學、文化的工作（笑） 。
我們的部分就這樣了喔！
謝謝，兩小時。
應該還好，我剛剛跟我爸媽討論了一下。
沒有，沒有，因為你沒有訪到他們，主要是以我跟宗浩的角度，那我們就不去揣測好比那時候爸爸怎麼想的、媽媽怎麼想的。
對啊！
所以到底是書呢？還是人呢？這算是人物誌還是打書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