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臺灣擔任部長時說過，我從不為政府工作；我是與政府一起工作。我不只是為人民工作；我是與人民一起工作。在大約一百場協作式審議中，我尋找一個讓一側的社會運動與另一側的政府具有相等引力的位置。如果政府太強，我就往公民社會靠攏。如果公民社會太強——臺灣不只有大型科技公司，也有大型民粹——我就往頭腦比較冷靜的公務員靠攏。在每一個個案裡，我們都選擇一個不繞行任何一方的拉格朗日點，如此我們才能在兩者之間穿梭，加速越過民粹主義這個致命的吸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