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來看 Podcast 的這個情況，你一旦做出一個平台之後，重點是那個平台它有沒有提供夠好的使用者體驗。
在以前，當你有這樣的產品之後，你要進入別的市場，就要克服語言的障礙、文化的障礙等等等等。但是現在這些幾乎都不是問題，AI 不但很會翻譯，而且甚至文化上面的翻譯都沒有問題。
所以我舉例，好比像臺灣我們剛所提到的網詐通報系統、群眾檢舉詐騙的這套系統。那不管是 Gogolook 的 Whoscall、不管是 Trend Micro 的 Fraud Buster，現在數位發展部也有自己的網詐通報網，等等的這些產品。那其實包含在日本等地，其實接受度都是非常高的。
因為在以前，你要精通日文才能夠進入那個市場，但現在精通日文已經可以交給 AI 去進行了。所以我不認為說臺灣的市場小，現在還是對我們的軟體業的一個限制。
我想最大的優勢，就是大家想到臺灣，就想到是 值得信賴 (Trustworthy) 。
為什麼是這樣？是因為不分你在哪一個國家、甚至哪個意識形態陣營，臺灣做的晶片乃至於那個晶片的供應鏈，那以及這個供應鏈的資安的保障——包含我們當時跟台積電一起提出來的 SEMI E187 資安標準——這個全世界都是買單的。
也就是說，可能你跟臺灣的政治、文化、經濟等等有著或敵或友的關係，但是臺灣製造出來的這些產品並沒有殖民你、並沒有特洛伊木馬。這種王道精神，全世界都是相信的，不分哪一個陣營。
那我覺得現在在 AI 時代信任是最容易流失的，就像我們說「眼見不為憑」。所以大家非常相信臺灣做出來的產品這件事情，我覺得是我們最大的優勢。
那要怎麼擴大這個優勢呢？當時在川普第一任的時候，他們有一位國務次卿叫做 Keith Krach ，他當時推動 「乾淨網路專案」(Clean Network) ，就是去說服全世界，就是他的 5G 軟體裡面如果用的這個設備，如果是用某些專制極權國家——那些國家他可能沒有新聞自由，所以他在裡面埋了後門也沒有吹哨者也沒有人會報導。
那這個時候，那些 5G 晶片的供應商，那這樣子的信任它是可以遞移的，就是臺灣信任誰、我們信任臺灣，全部加起來變成 Clean Network。
現在我就跟 Keith Krach 合作，有個叫做 xGTT (Global Trusted Tech Standard) 就是全球信賴科技標準。那也就是把我們剛的這樣子一套想法，從當時只是可能通訊相關的設備，現在就變成包含 AI 等等部分，都可以透過這種信賴科技的方法，去讓所有注重資訊自由的國家可以知道說，那我的供應鏈去用哪些產品、哪些製造商，才是能夠保障我們國內人民的自由的。
我覺得如果全民都能夠事實查核的話，任何黑暗都無所遁形。
這個就是我一直在強調的「基進透明」(Radical Transparency)。
這其實是瑞典立國的根本。瑞典你不要說新聞記者，一般的公民新聞工作者，去要任何官員關於任何事情的任何資料都要得到。對他們來講，這個就是你要服務公職，那其實就是要完全透明。大家也知道說有點麻煩啊等等，但是因此瑞典出來的這些東西，大家是信賴的。
那我覺得臺灣好不容易在亞洲已經是數一數二了嘛，那我們就要更確保說我們在網路自由上面、在受人信賴上面、在新聞的自由上面，不是只是靠新聞的從業者，而是全民都能一起來參與基進透明的工作圈。
Live long and prosper。謝謝大家。
我認為 Alpha 世代不只是「數位原住民」（digital natives），他們是與 AI 共存的「數位原居民」（digital inhabitants）。我看見這群完全在寬頻時代擁抱下成長的孩子，他們是科技的天然園丁（natural gardeners），而不僅僅是消費者。之所以稱他們為園丁，是因為他們有能力運用數位工具來建立共享的現實，而不只是棲身於虛擬世界之中。
我以臺灣國家教育課綱（108 課綱）設計的委員會成員身分來說，2019 年，我們將重心從「讀寫能力」（literacy）——這對前幾代人來說意味著閱讀、理解與筆試——轉移到了「素養」（competence）。素養賦予了下一代共同創造並貢獻媒體地景的能力，而不僅僅是消費。
回答你的問題，他們不把網際網路視為一個需要「登入」的獨立設施。他們將網路視為一個連續的公民空間，透過自主性與他人的互動，他們能找出我們這一代人無法想像的解方。毫無疑問，Alpha 世代對「多元宇宙」（Plurality）——即我們可以在不抹滅彼此差異的情況下跨越多樣性進行協作——有著直覺性的掌握。
老一輩常帶著恐懼看待 AI 與寬頻連結，或擔憂極化現象。但我感覺 Alpha 世代將這些工具視為「能動性」（agency）的放大器。他們不等待准許才參與民主，正如你所說，他們已經在 Roblox 等平台上組織社群、發起社會創新，並要求一個科技服務於人類價值的未來。
我的使命，在於建立他們蓬勃發展所需的自由基礎建設，確保當他們接手掌舵時，擁有將衝突轉化為好奇心、協作與公民關懷的素養。
可以的。在你上一個關於 Alpha 世代弱點的問題中，我認為他們最大的脆弱點正是你剛剛提到的：目前充斥數位景觀的「反社會媒體」（antisocial media）。如果留給 Alpha 世代的只有那些旨在將成癮與憤怒最大化的工具——那些剝奪細微差別、只留下對話殘片的演算法——那麼他們就有失去真正理解所需脈絡的風險。若缺乏解構這些演算法並建立獨特「利社會」（pro-social）媒體的技能，Alpha 世代將面臨碎片化的危機。
特別是在美國，我認為這並非價值觀不可避免的衝突。與其他國家一樣，這是旨在放大分歧的「反社會科技」所造成的症狀。在《多元宇宙》中，我和合著者主張我們可以建立「利社會媒體」作為基礎建設，它不強迫人們同意彼此，而是引導他們找到「不尋常的交集」（uncommon ground），或說是令人驚喜的共同點——一種粗略共識（rough consensus）。
我可以分享一個關於代表全美人口的微型公眾共享平台的連結，該平台從每個國會選區選出五人。它將優化憤怒的演算法替換為優化「交集」的演算法。正如參與「We the People 250」的約 2,000 人所發現的，他們不再將民主視為不同聲音之間的競賽。他們在平台上的體驗是將其視為一種協作技術，在這裡，多樣性是共創與進步的正向「地熱能源」，而非障礙。
十年前在臺灣，我們使用了 Pol.is，這是一個利用機器學習來繪製意見叢集並識別能跨越鴻溝之論述的利社會對話平台。被放大的不是最大聲的聲音，而是這些「不尋常的交集」。這也啟發了今天 X 平台（前 Twitter）、YouTube 和 Facebook 上的「社群筆記」（Community Notes），它透過要求持有對立觀點的人在筆記發布前先對脈絡達成共識，從而將事實查核去中心化。這些利社會科技證明了，當我們為「協作的多樣性」而設計時，即使是極化的社會也能從憤怒走向交集。
是的。「地熱」的概念在於，我們不把極化與衝突視為必須逃離的火山，而是視為更新的能量。對我來說，極端思想與陰謀論的興起並非不可避免。我們可以隨時使用利社會系統來扭轉局勢。
例如，在臺灣 COVID-19 期間，我們提出了一個叫「幽默勝於謠言」（Humor over Rumor）的概念。我們曾經因「衛生紙之亂」而非常極化。當謠言傳出說口罩的大量生產消耗了所有的衛生紙漿時，我們不只是否認或進行闢謠（debunking）。實際上，我們做了「預先澄清」（pre-bunking）。我們的行政院長蘇貞昌立即發布了一張迷因圖，圖中他扭著屁股，標題寫著：「我們只有一粒卡臣」。
透過使用幽默，憤怒的昇華成為可能。這則訊息比陰謀論傳播得更快，有效地為民眾的心靈接種了疫苗，防止極化與恐慌，且無需動用審查制度。
在臺灣，我們有一個數位免疫系統。我們賦權人民採取行動，而不是依賴大政府或大型科技平台的由上而下的審查。是臺灣的「大社會」產生了這些解方。
例如，當我們看到 AI 生成的深偽影像（deepfakes）時，我們不審查它們。相反，我們向全臺發送了 20 萬條簡訊詢問：「我們可以一起做什麼？」民眾提出了很好的想法，例如建立一個「出處優先」（provenance-first）的媒體環境，要求廣告——包括公眾人物的廣告——使用數位簽章來驗證內容。我們將這種 KYC（了解你的客戶）的安全性置於廣告互動率之上。座右銘必須是「安全重於互動率」（Safety Over Engagement）。
我們可以將 AI 作為輔助式智慧（Assistive Intelligence），賦權社群即時標記並釐清深偽內容的脈絡，將網際網路從欺騙的空間轉變為信任即貨幣的共享現實。
現在日本的部會和名人對這種臺灣模式非常感興趣。在臺灣，我們正在導入生成式 AI，確保官方網站上發布的政績資訊和事實查核可以轉化為影音訊息。就像蘇院長製作的迷因一樣，我們可以自動化部分的生成過程，讓民眾能快速轉傳。我們希望將著名的「2-2-2」原則——謠言發生後 2 小時內，提供 2 張圖片或 2 分鐘影片及 200 字——縮短為或許是「1-1-1」。
我從 Alpha 世代學到的一課是「垂直信任」與「水平信任」的區別。在我們這一代，像新聞業、大學和部會等垂直機構主要存在於線下世界。我們登入線上世界，然後登出回到真實世界。
但 Alpha 世代沒有這種自動信任頂尖記者、部長或教授的垂直信任模式。對他們來說，線上與線下世界只是單一共享現實的不同模式。他們優先考慮水平信任模式，即協作，而非基於資歷的垂直模式。他們不等待由上而下的指令。他們直覺地跨越國界組成社群來應對全球挑戰。
他們已經將 AI 視為輔助式智慧，而非人類思考的替代品。為了克服你提到的問題，媒體從業人員需要從這種由上而下解釋的垂直模式，轉變為點對點共同生產的水平模式。我們需要將新聞業民主化，讓每個人都能參與協作式意義建構（collaborative sense-making）。與其每個人只是猜測關於新興議題的社會規範——也就是「讀空氣」（reading the air）——我們需要學會「寫空氣」（write the air），共同創造共同知識。
在臺灣，我們將民主視為一種技術。就像半導體等任何技術一樣，我們可以升級它。
與其只是「每 4 年 3 個位元（bits）」——也就是所謂的投票，你在候選人之間做選擇——我們希望有更大的頻寬。投票的延遲很高（等待時間長）且頻寬很低（選擇不多）。在臺灣，我們確保有「持續性的民主」。任何時候，你都可以參與線上連署、參與式預算、公投電子連署或總統盃黑客松。
學校也作為「公民健身房」來訓練人們，讓他們能理解超在地的事務——例如空氣污染、水污染、噪音水平等等。正因如此，人們能夠訓練他們的「公民肌力」，甚至在 18 歲之前就變得更加成熟。此外，當「銀髮族」（The Silvers）在孫輩提醒下開始訓練他們的公民肌力時，這比政府告訴長者參與要有效得多。他們傾向聽孫子的話。
正如我提到的，與其期待你的讀者僅具備讀寫能力，你需要將讀者視為具備「素養」的共同生產者。這不再只是關於閱讀和批判性思考——那是紙本媒體時代的事。在 AI 時代，我們需要將 AI 作為我們與公民同胞的副駕駛（co-pilot）。他們不僅是「讀者」，而是解決現實世界問題的共同創造者。
例如在臺灣，我們讓每個班級的學生都能擁有一個適應他們步調並放大其能動性的團隊教練。這不只是受守門人把關的菁英教育；每個班級都能民主化地使用這些意義建構工具。
我相信這是媒體問題的答案。傳統媒體守門人發現很難在水平信任的世界運作，讀者較不信任垂直守門人，而更信任聽起來像他們、說著共同語言的人。他們通常在看標題之前就先看留言。
我在《多元宇宙》中的願景提供了一條不同的路徑：不是「成癮式智慧」（Addictive Intelligence）——人們被困在短暫的聲音片段中，而中心化企業則榨取數據並獲利——而是「公民 AI」（Civic AI），它與社群共同訓練，價值回歸到共同創造者身上。這正是我們在臺灣與中小企業、原住民族群和在地經濟體建立利社會基礎建設的方式。AI 成為將意義建構權力水平分配的偉大平衡器。這就是我們如何克服 AI 時代的「訊息流行病」（infodemic）。
我認為影響取決於 AI 的發展是否被民主化。
臺灣在 80 年代將個人電腦（PC）民主化了。在那之前，只有大國或大企業控制的大型主機才能進行運算。人們只能在終端機上輸入，系統管理員可以監控每一個按鍵，並以非常集中的方式控制安裝哪些軟體。這當然會導致不平等。
如果我們像 80 年代的 PC 革命那樣將 AI 民主化，我們就能將運算從「科技權貴寡頭」（tech broligarchy）手中解放出來。如果我們只允許少數中心化菁英掌握這些模型的所有權力——就像過去的大型主機——將世界其他地方視為數據礦場，那麼不平等差距將會加深。
然而，如果我們將其導向輔助式智慧，我們可以縮小差距。我們可以運行以在地語言和文化訓練的開源公民 AI。日本和臺灣正在這樣做——臺灣推動的是「可信任 AI 對話引擎」（TAIDE）——以確保數位素養像魚群一樣水平分佈。這賦權小型國家建立其公民能力，將科技轉化為促進公平的階梯，而非將人拒於門外的圍牆。
正如我提到的，如果我們確保每所學校都能運行在地的公民 AI 作為團隊教練，那麼家教就不再僅限於菁英階層。這產生了深遠的民主化效應。
讓我興奮的是，確保臺灣不只是出口晶片，更是在分享民主的開源配方——包括我們的新課綱——這樣我們就可以透過分享這些經過實戰驗證的信任架構，幫助新興經濟體加速其 AI 發展。
我們有年輕人和長者——銀髮族——進行協作式事實查核。在臺灣的公共參與平台上，17 歲和 70 歲的人是最活躍的群體。他們有很強的代間團結（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銀髮族的智慧與年輕人的熱情在共創中連結在一起。這不僅民主化了知識的教育，也民主化了智慧的傳承。
我的願景是，透過將這些工具在臺灣不作為產品，而是作為公共財提供出來，我們能讓每個社會（包括美國）共同創造一個科技能放大人類能動性與多元性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