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也可以說因為政黨沒有辦法像我們剛剛講的，在行政院這一種網路的政體跟代議制的政體有更好彼此對接的話，很明顯，政黨沒有辦法擴大，這個是不用我來講，這應該是所有人都同意的事。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我覺得我看到的政治團體，甚至hashtag就組成到了政治團體，現在的影響力往往不輸政黨，像這一種情況下不是單一訴求，也沒有想要組黨，你說號召力、動員能力或者是募款能力，不一定輸政黨，但是像這一種情況下，我覺得他跟政黨中間的競合關係是非常有意思的，這個是所有在做這一種我們叫做new power或者是power analysis的人最喜歡的題目。
你要怎麼樣用這一些old power的價值，但是運用new power的手段，反過來講，有一些new power的價值，是不是要用old power的手段才能爭取到一些空間，雙方有沒有一些互相交換的可能性？這個過程是不是到最後是這一些new power的價值，也就是開放參與的這一些東西是真的可以落實，或者是在落實的過程中，變成這一些new power的形式被保留了，但是是old power收編過去了。
反過來是，也有可能整個政黨變成new power的政黨，這兩個價值我們在全世界都看到，而且是同時發生，因此你也沒有說哪裡贏過哪裡，這個就回答您的問題，這個跟任何我們的中大型的NGO面臨一樣的概念。
第二個問題，其實我們那一次算是技術測試，其實我們也沒有發新聞稿，我們之前跟之後都用過非常多次這個技術，光是在聯合國這個場域就四次以上，所以那一次是因為網際網路治理論壇是直播的，我大概沒有辦法阻止記者發生這一件事。
我們當然有做一些新聞處理，但是我不會覺得它是闖關，因為本來按照大會規則，你播錄影就是很自然的事，錄影是2秒鐘前才錄的，但是也是錄影，所以定性上並不是跟聯大決議有所牴觸，事實上北京方面的代表也是瞭解這一件事，不然他要退場房間了。
他當然得說一些話，不然回去很難交代，但是其實後來有一個默契，我們讓秘書處知道幾點幾分要在哪裡出現，他就不出現了，就這樣子，尤其我們挑的都是從永續發展目標的題目，我們貢獻多、他們相對少的這一些題目，他們來鬧也很奇怪，因為我們明明不是在講政治，而是在講永續發展目標。
因此，這一種情況下，各國其實都是非常善意，覺得這樣有實質參與很好，因此我想到現在已經不是一個闖關了，不管是北京方面或者是其他外交的友好國家方面都是這樣。
另外一件事是，這個方式其實是在未來，這兩天Sophia才在這邊展示如果機器人能夠呈現出真的有認真在聽你說話的表情，你會更認真跟他說話，這個在VR裡面早就做到，因為VR比較容易，不用那麼多的材料。
但是透過這一種遠端的技術來凝聚大家的注意力，因為前一代的技術，像Skype當然很不錯，感謝愛沙尼亞的朋友們發明Skype，但是二維的東西，你看這就不是另外一個人，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他的解析度也不夠好，所以腦補一些細微的表情，尤其你之前沒有見過他，雖然都是腦補，但是都是錯的，心理學上叫做「投射」，這樣的情況下，雖然想像的共同體一下子就組成，可是之後很容易幻滅，因為都是你腦補進去的。
這個狀況我們現在透過像Sophia這一種技術，或者是像4K、8K的技術，或者是像混合實境的點雲呈現技術，可以看到一點一點組成，但是還是有人有表情的東西，這個技術進步得很快，尤其當5G來臨之後，兩、三年之內，我們就比較有可能在沙發上做的，有些在這裡、有些在別的地方。
在這種情況下，傳統的外交其實場域會大幅度的改變，因為可以隨時把兩、三個空間套疊在一起，這個是我自己非常感興趣的研究題目，這也不只應用在外交上，任何政策的討論上，要討論一個遺址的保存、拆遷的案子、都更的案子，大家就在那個VR裡面先討論、先看，如果有什麼開發的方向，大家就到那個世界裡面去討論，這個技術會在幾年之內慢慢成熟。
因為外交裡面有很重要的部分，是要感受到不同文化的第一手經驗，我覺得這會改變許多外交的方式。
是啊！
我們剛剛為什麼一直強調參與式的設計，因為設計是一個過程，讓大家能夠凝聚到一些共同的價值、願景，不經過這個設計過程，大家就各做各的話，並不保證到最後能夠收得回來，所以這一種參與式的設計，尤其不只是讓AI更瞭解人類社會、人類社會更瞭解AI怎麼看我們互相馴化的過程，我想這個有一個口號叫做「Extended Intelligence」，就是說群眾智慧跟人工智慧不要彼此抵銷，而是彼此加強。
像Mozilla最近不是邀大家錄各種各樣的從臺灣這邊講各種常見用詞的聲音去教機器嗎？接下來又會變成接下來教各種不同臺灣本土語言的教材教法，一方面讓群眾智慧更容易凝聚，但是再加上人工智慧的發展，這樣子一種正循環，這就是所謂「Extended Intelligence」（延伸式智慧），這樣的正循環，相應的危機是AI造出來的時候，你不經過討論就強迫所有人使用，又或者是群眾智慧出現的時候，你不去想說哪一些技術能夠增進彼此的瞭解，而是選定一種技術，然後就透過一些民意的動員，然後就強迫所有人去使用。
這樣子兩個做法，一個是沒有經過充分討論的反射性的——很多是報復性的——民意去要求使用技術，或者是技術的使用者不經過群眾的設計就取得政治社群，到最後的結果都是一樣的，大家更沒有共同體的感覺，就變成民主跟非民主的這一種關係，那就會封建化了，這個當然是第一個題目。
第二個題目我也覺得同樣重要，所謂數位的身分裡面，特別對於資料的自主權，我們現在慢慢會看到如果資料放在你那邊，但是我們中間開始出現一種信任關係，我隨時要知道你有沒有誤用它、你把它拿去做什麼、充分告知及告知同意，我知道你要做這一件事的時候，我如果同意會把資料更新到最新的狀態，不然永遠拿我五年前的消費習慣回來送管考給我。
像這一種情況下，儘量不要在目的外去違背大家的想法來作利用，資料自主權的這一件事，當然最近因為GDPR，突然又變很紅，我想這是對臺灣人對於資料下意識的，就是會覺得它是自主權的展現，不是可以以國家公共利益為目的，就可以侵蝕的一種東西，所以我對於隱私的想像，我覺得真的比較靠近歐洲的想像，所以我覺得這一件事真的還是要把握住，我覺得這個也是很重要。
除了剛剛講「Extended Intelligence」跟「Digital Identity / Data Agency」之外，第三個是我們對於考高分的執著，這個我沒有辦法有同感，因為我沒有唸過高中，所以我不知道要考高分做什麼，但是像我們之前用Pol.is尋求共識，有人說可以凝聚到85％的共識，就會有人想要競爭可以提出一個想法是可以有90％的共識，考90分覺得很重要。
這一件事當然當時是用一種遊戲化的方法有效利用大家這一種衝動，但是當你跑到就已經長得不一樣的時候，你還要去算絕對值，然後去比較，這個比較已經喪失意義，就是說一個島，你去跟非洲大陸比較，有什麼意義？當然也許地球上也有人同時自我認同是大陸、島嶼，就是澳洲，但是我們不是澳洲（笑），明明就不是，所以就硬要去跟美洲大陸、歐洲大陸或者是亞洲大陸去相比，根本就沒有可比性，硬取絕對值然後相比，對大家絕對沒有好處。
一些metrics，我們量的這個東西，如何不是說……因為大家現在都只看GDP，但是GDP是全部都壓在一維思考的東西，尤其當你生產自動化、AI出現之後，你GDP愛衝多高、就衝多高。
北京方面已經證明了這一件事，就是你只要運用恰當的統計技巧，GDP愛是什麼數字就是什麼數字。這樣子我們還要比這個嗎？我們如果不比這個，有沒有可以量測別的東西？是你可以把力量取得，而不是把力量拆開？
當然現在已經有一些新的索引出現了，像OECD的美好生活或者是快樂指數或者是永續發展目標的達成率，你說這一些在一般人民的心中有沒有購買力評價或者是GDP那麼高的概念？我覺得第三個很重要的是要量測一些別的東西，像目標實踐提高到至少跟GDP一樣的位置。
不是，因為網路發展的關係，全世界受到氣候變遷影響的人，他們是一個共同體，用聯合國話講是一個major group，這個時候我們賦予這一些指標更多的意義或者更多的關注，那我們就是在用網路的邏輯去讓所有有共同利益的人，他的關係能夠更緊密。
但是我們如果還是用他是在哪一個jurisdiction裡面，在哪一個司法管轄區域裡面去做區分，也許這個司法管轄區這麼大，裡面受到氣候變遷影響的就只有這麼一點，他們的總統為什麼要幫他們講話？說不定就不講了。
現在因為網際網路有共同的處境、共同的生活經驗、共同看法的人能夠組成一種跨jurisdiction的共同體，所以我覺得越多時間花在這一類的指標，我們就越多的力量能夠放在這一種大家共同解決社會問題、共同解決環境問題的這一種網際網路，讓大家自願結合的這一件事，因為我是安那其，我當然希望全部都是這個，但是有生之年看不到，但是越多往這個方向，我就覺得越高興。
我有一個優勢，就是先天性的心室中膈缺損，小時候有心臟病，我最早的記憶都是出入醫院，不斷做各種侵入式治療，醫生都是說：「你要撐到可以開刀的時候，不然就不能開刀了。」我後來十二歲開刀之後，身體變好了，但是在此之前，任何激烈的情緒、運動，臉色發紫就馬上昏倒了。
一個人的人格，包含社會人格，十二歲就發展差不多了，所以可以說是我在人格發展的關鍵時期，我沒有經歷到劇烈的任何東西，沒有經歷到劇烈的情緒，劇烈的憤怒、喜悅或什麼東西，大概都沒有，沒有超過心臟可以承載的程度。
所以為什麼說這個是優勢呢？因為它讓我發展出非常多自我調節的系統，心跳只要到可能100上下，我自動就開始深呼吸，我根本就沒有想，或者是腦裡開始有各種叫做防禦機轉開始作用，因此就算對方是非常非常強烈地憤怒、嫉妒、貪嗔痴慢疑，你做政治工作都會碰到的，我可以同情到一個程度，就是大概心臟跳到90幾下的程度，但是不會再過去，所以沒有辦法被激烈的動員。
所以鬥爭技巧裡面非常多對我不適用，因為我沒有辦法被造成那麼大的壓力，這就是體質。
當然十二歲開過刀之後，我當然會尋求一些相當高興的經驗，或者是非常喜悅的經驗，但是我看不出什麼原因我要特別去經驗，雖然現在身體可以承受了，但是硬碟變大，可以灌軟體了，但是我看不出來為什麼要灌那一種強烈的憤怒、嫉妒或負向的這一種破壞性體驗，所以我到現在還是沒有，我並沒有恨一個人要殺掉他，我現在講這一些話腦裡都很空，因為都沒有第一手經驗。
所以這樣造成在政治工作上的優勢，當我們做多方利益關係人模式的時候，有一個最重要的是有能力去為每一邊講話，但是你有強烈的這一種負面情緒，而某一邊有的時候，你就被吸過去了，你在那個經驗之後就很難保持一個主持人的角色，他的對面就是變成敵人的那一個人，你很難跑到那邊去講話，這個是人類認知功能上的一個先天限制，我就比較沒有這個，所以我很快就跑到對面幫他講話。
這種能夠take all the sides，我覺得在我做政治工作，尤其是多方利益關係人模型，以前是一個個去談，現在是大家聚起來談，當然本來還是會一個個談，但是談到最後會給大家看得到的場面，這一種場面上我控場的時候，比較不會有那一種因為我跟他某一個負面情緒相近，我就消失，就被他take over的狀況。
這個其實是可以練的，不管是禪修或者是什麼東西，應該有一些練習的方法。我等於從剛出生就在練習，所以比較資深。（笑）
在智識上，我有一個特點是我不受學門所影響，因為大家要選文理組的時候，我就已經不在學校了，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學系或學門到底有什麼意義，我在做知識，根本沒有在管……需要的時候就「書到用時隨便找」。
我覺得不一定都是好事，我會跟專業社群的連結沒有那麼深，但是我很適合讓不同的專業社群可以搞懂彼此在做什麼，簡單來講就是媒體的角色。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因為這樣的關係，所以是take all the sides，碰到一個結構問題，我可以試著去看從不同學門的角度看起來有哪一些問題，往往結構性的問題之所以不能解決，就是因為沒有一個coordinate actions，就是每一個多方利益關係人說好，募資到多少我們這個東西就啟動，沒有先募資再啟動，所以先動的那個人要吸收全部的成本，而且因為知識領域不同的關係，所以沒有辦法真的有效吸收知識領域的成本，所以這個時候就會造成各種不利的情況。
我在知識論上，我比較沒有任何卡在某個特定的認識論裡面，我記得當時從國民中學變成自學的時候，我也是很有意識地把分析哲學，當然主要是維根斯坦——其實後面還有一堆——然後還有歐陸哲學，歐陸裡面是達到彼此理解的詮釋學，高達美那一派；當然後來還有精神分析及其應用，拉岡那邊；當然傳統這邊是老莊及易經之類的東西。
我們處理這一種方式，我不是拿哪一個當作體，覺得其他都是用，沒有這一種感覺，這一些都是體。在這個過程中，我處理這一件事的這個角度不同，而去適應後面的本體論、認識論及方法論。
這樣的好處是，什麼都可以瞎掰，我比較不會受到認識論排除的影響，因為很多專業的政治工作者，很多時候是因為他的專業，所以他覺得人民應該要知道，這個是常識，但是沒有常識這一件事的，那是專業的基本訓練，不能說是常識。
但是這一件事真的很困難，就是「知識的詛咒」，但是如果跟足夠多的知識社群，尤其是哲學派系相處之後，你會發現每一個在別人家裡面，都是老百姓，並沒有任何知識的霸權，就算你是這一套認識論的大師，你到另外一個認識論裡面，也是要牙牙學語，這種不斷有牙牙學語的感覺，我非常熟悉，就是到處亂入人家的社群。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我覺得一直可以保持初學者的感覺，我覺得這是智識上，你說優勢，這當然優勢。
我覺得我會的外語不夠多，這是一個滿大的限制，但是現在好在有機器翻譯的拐杖可以用。
但是如果要講限制的話，我講三個比較大的，分別對應到我入閣約法三章的三個方法論。
當你不下命令、也不接受命令的時候，我們剛剛講的很多好處，不會陷入僭主政治，Tyranny跟我完全沒有關係；反過來講，跟目前主流的量化效益的這一件事，它是打對台，你每次問我量化的效益是什麼，我說「問卷顯示，2,300萬人裡面有接近500萬人來用我們的平台，用過之後都覺得對公共政策更瞭解」，所以有沒有量化數字？有。但能不能換算成新臺幣？沒有辦法。人民對於政府的公共政策更瞭解，這到底值多少新臺幣，沒有人有算法。
所以以前做很多公共政策，當你做量化效益的時候，就是可以換算成新臺幣，但是我因為不接受命令、不下命令，間接導致我不進入量化、新臺幣的政策程序；反過來講，這個變成我在做的事，變成沒有量化的新臺幣效益可以跟別人講，往上、往下都沒有去接，我們如果要講哲學的話，就是柄谷行人說「掠奪－再分配」的交換模式，完全跟它沒有關係。所以，它也沒有辦法用「掠奪－再分配」的語言解釋，這個是先天的限制，這個是一件事。
第二，如果我看到一切都可以公開，但是我不接觸國家機密，好像發給每個人一份VR眼鏡，戴上就知道長什麼樣子、知道辦公室的運作，無形之中造成一個限制，我沒有辦法去進行傳統上在政治網絡裡面所謂的利益交換，我能夠運行的權利都是network-making power，就是編織出一套網絡的力量，把現有的網絡透過某些協定彼此對接的力量，這個我做得很好，因為是外交工作。
但是在現有的網路裡面跟現有的player跟現有的資源裡面，用一種比較是零和的狀況，拉幫結派、彼此加強去占地為王的這樣運作方式，因為我看到的一切都要公開，這個沒有辦法，因為這一種方式是建立在資訊不對稱上，先天跟這個是有矛盾，但是在非零和、解決共同發展目標，特別是在外交，但是也是在各部會間，有時也是外交的工作上，這一套都很管用。
但是當你是有限資源，你要進行掠奪分配，要拉幫結派，造成在零和遊戲上都是比對方多佔一塊地的東西，我既無法參與，我甚至無法知道，想要這樣運作的人不會來找我說：「唐鳳你做逐字稿。」大概沒有辦法，所以這個我就沒有辦法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