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首先是要睡得夠。我昨晚睡了八個小時。因為如果人沒有睡夠，短期記憶沒有辦法完整地寫到長期記憶，那大腦就不能真正學習新的情況。你面對新情形的時候，還是用昨天的方式來對應，當然就沒有辦法對應得好，於是就更加焦慮，焦慮就又睡不好，這是一個負面的循環。
這個稱作「睡眠債」，我絕對不讓睡眠債欠超過 24 小時。
另外，書裡可能沒有寫的是，我也會看社群網站，但我的手機完全都是灰色的。這樣一來，真實世界就比較有色彩、比較有吸引力。字我都還是看得到，但就不會讓我上癮。這樣睡眠品質又更好了。在手機上這叫「色彩濾鏡」（Color Filter），在桌機瀏覽器上叫「Social Focus」。我不會讓那種不斷觸發人憤怒的「末日滑動」（Doom Scrolling）訊息佔據我的情感。
當然是如此。從我的角度來看，人類互相之間克服彼此的差異、彼此合作的這個能力，就是人類有別於所有其他動物的地方。但很久以來，我們的合作能力受到技術的限制，例如超過 150 人就很難維持直接關懷的感受。
這本書《多元宇宙》主要在探討的，就是怎麼樣透過合作式的 AI，來增強我們更大規模、更深度的協調跟合作能力。這件事情，我覺得是我們這個時代最主要要克服的一件事。一起克服了這個共通的問題之後，我覺得人類的未來，不但能夠邁向共生，甚至人跟動物、人跟植物、人跟 AI 之間，都可以成為共生的關係。
我認為這只是個過渡期，不妨把這段時間的赤字當作一種投資。
我記得我小時候，個人電腦（PC）剛普及。在那之前，所有人都必須用超級大的主機（mainframe），權力都非常集中。但是對超級電腦的投資，也促成了個人電腦的普及。而 PC 一旦普及化了，一般人都不會想回去用超級電腦。
在 AI 的世界裡面，我們也看到完全相同的情況正在發生。確實，一開始的 AI 模型需要非常大的計算能力才能訓練。但是當你要「調整」以及「運用」這些模型時，只需要非常小的晶片就可以做到，可能從熊本製造出來之後，直接就裝到機器人上面來使用了。像日本的 Sakana AI 這些公司都是在賭這個方向。
從我小時候有 PC，到 PC 大幅度的普及，可能只花了三、四年時間。所以接下來三、四年，就是 AI 從集中式的大型雲端中心（也就是數位赤字的核心），轉移到小型的、在終端裝置上，甚至是在日本本地製造的晶片就可以運行的模型。所以這方面我是很樂觀的。
首先，這本書是拋棄掉版權的，任何人都可以拿裡面一小部分，甚至丟到語言模型裡面，重新混搭出一個很適合年輕人或經營管理者的版本。我很希望大家把這本書不只看作一本靜態的書（a book），而是一本食譜（a cookbook），能夠自己料理出美味的新做法，裡面的任何一部分都當作材料就好。
在這本書之外，我想說的是，日本的特色對我來講，除了「讀空氣」的能力之外，就是在任何情況下都維持住社會的常規（「和」）。
對我來說，當你讀到空氣裡面有衝突的因子的時候，只要你有睡飽，你就可以迎向那個衝突，然後把它變成創造的能量。反之，如果睡眠不足，常常看到衝突就想要保持距離。我看到有研究顯示，日本年輕人的睡眠時數好像是 OECD 國家裡面最少的。
所以，盡可能增加自己的睡眠品質，然後看到衝突的時候去想：「我可以把它當作燃料、當作養分、當作素材。」我想這個才是從「管理」變成用「價值來領導」的核心。
最後我想強調：數位赤字可以看成是投資，過個三、四年就會回收了。但是睡眠債，如果欠個三、四年，這個只會是高利貸，會越滾越多，那是不太可能回收的。所以，寧可在數位上面欠點債，也不要在睡眠上面欠債。
有的。我開票隔天人正好在日本，參加日經論壇（Nikkei Forum）。當時日經亞洲（Nikkei Asia）在 7 月 22 日對我做了一次訪問，很有意思，他們開頭的問題就跟您的一樣。我一早醒來，紙本報紙上頭條就是選舉的新聞，所以我當天早上的演講就談了這件事，下午他們便進行了訪談，所以可以說是躬逢其盛，我也學到很多。
因為關注開票結果，我還為此改了我的簡報，一直等到最後一刻才交。我的簡報最後多了一張投影片，內容是關於安野貴博（Takahiro Anno）的勝利，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訊息。日經的編輯還問我，投影片上的日文「多元性を掲げた安野氏の勝利は：分断する日本への橋渡しとなるか？」是找誰翻譯的，說翻得很標準。我回答：「是找 AI 翻譯的。」
這個現象在臺灣就沒有，這點很有趣。
我認為臺灣並非歷史上從未有過，但在我的記憶中，自從 2016 年蔡英文總統當選後，情況有了轉變。她當時說，過去的民主可能是兩種價值的對決，但從 2016 年開始，民主應該要成為各種不同價值之間的對話。
在社群媒體上，對決的聲音比對話的聲音大了幾百倍。兩個不同陣營的人如果坐下來好好聊天，被轉發的次數，遠遠比不上他們情緒激動地互相叫罵。後者的轉發量可能是前者的幾十倍甚至幾百倍。
但在臺灣現在的做法，是我們不會讓這種激化言論的平台成為設定議程（agenda setting）的地方。我們有另外一些平台，這些平台獎勵的是在中間「搭橋」（bridging）的人。所有國民，包括未滿 18 歲的，都可以到這些平台發言。例如「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Join），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沒有「轉發」按鈕。已有研究顯示，只要有轉發按鈕，言論光譜就會往兩極化發展；沒有轉發按鈕，才可能凝聚共識。
「轉發」這個功能本身在設計上就獎勵了社會學上所說的「鏈結型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也就是強化同溫層內部的連結。我轉發是為了給自己圈子裡的人看，以證明「我是你們的一份子」。這個功能並不會去獎勵那些在兩個不同群體之間找出共同點的「搭橋（bridging）」行為。
轉發功能讓每個人都成了「廣播者」（broadcaster）。在過去，你必須擁有報社的發行量或電台的執照才能成為廣播者，他們都受過「守門人」（gatekeeper）的訓練。我父母都是新聞工作者，他們受到的訓練就是，在廣播前，你必須先找出對立雙方都能認同的論點，並做到平衡報導（bridging and balancing），這是新聞寫作最基本的原則。
然而，在社群媒體上，按轉發的人沒有受過這種訓練。他們不會去想如何搭橋或平衡，只會尋求同溫層的認同，看到自己高興的訊息就轉發。這與傳統新聞工作者的訓練恰恰相反，自然會導致極端化。
社群媒體的設計，利用了「炎上流量」（engage through rage）的人性弱點，給予最能勾起情緒的內容最高的獎勵。最近一篇名為〈我們能修復社群媒體嗎？〉（Can we fix social media?）的研究，研究者透過 AI 模擬大量使用者，發現只要有轉發功能，群體就會逐漸分裂成極端派系。他們嘗試了各種方法，最後發現，唯一有效的解法是改變排序演算法，把最能「搭橋」的內容放到最前面，而不是當前這種把轉發最多、最受歡迎的內容往前放的模式。
當前放大極端聲音、缺乏搭橋功能的媒體環境，正是許多國家極端派系大幅成長的主因。
傳統的媒體、學術界、官僚體系是垂直晉升的專業機構。年輕世代或許對這些機構尊敬（reverent），但覺得與自己不相干（not relevant）。因此，他們轉向水平社群中那些語言親切、彷彿鄰居般的訊息來源。問題在於，這些網路上的意見領袖通常沒有經過專業訓練，其言論卻透過轉發功能被不成比例地放大。
解方是：讓專業機構維持其公信力，同時提供一個讓大眾可以水平參與、能夠搭橋的公共空間。我稱之為「拉格朗日點」（Lagrange Point），就像在地球與月球引力剛好抵銷的那個點，既不完全屬於一方，也不屬於另一方，而是在兩者之間建立橋樑。
我從未加入任何政黨。
2014 年起，我以專案顧問的身分進入行政院，當時的角色類似「逆向導師」（reverse mentor），協助蔡玉玲政務委員將民間的意見帶入馬英九政府。
2016 年起，我在蔡英文政府擔任政務委員，角色從「在外搭橋」轉為「內外協作」。
到現在超過十年，我一直在做跨部門的橋接工作。
我們當時的原則是快速、公平、有趣（fast, fair, fun），核心理念是「幽默勝過謠言（Humor over rumor）」。口罩爭議：2020 年初，對於是否該戴口罩、該戴哪種口罩，社會上出現兩派極端對立的聲音。當時我們沒有急著選邊站，而是用衛福部的吉祥物——一隻名叫「總柴」的柴犬，發布一張牠用爪子摀住嘴巴的可愛圖片，訊息是：「戴口罩可以避免你用沒洗的手摸口鼻。」這巧妙地將焦點從「防傳染」轉移到「提醒你要洗手」，兩派的爭論因此平息。後來我們去測量自來水用量，發現真的顯著上升了。
衛生紙之亂：當時有謠言說政府要徵用衛生紙原料來做口罩（事實上口罩是塑膠，衛生紙是紙漿），引發民眾瘋狂搶購。時任行政院長蘇貞昌先生立刻發布一張幽默的圖卡，上面是他的背影，搭配一行大字：「咱只有一粒卡臣」，並附上科普資訊。大家看到覺得很好笑，因為這句話改編自環保口號「我們只有一個地球」。一笑置之餘，搶購的恐慌也隨之緩解。
疫苗溝通：當日本捐贈 AZ 疫苗給臺灣時，部分長輩因擔憂血栓而猶豫。為避免社會陷入「反疫苗」與「挺疫苗」的對立，我們將不同疫苗（AZ、莫德納、BNT、高端）的接種意願，以「球賽比分」的方式，在公開訊息上呈現各縣市、各年齡層的偏好。這成功地將潛在的對立轉化為「我的球隊 vs. 你的球隊」的良性競爭，大家爭論的是哪個疫苗品牌好，而不是要不要打疫苗。
透過這些方式，我們有效減緩了資訊疫情（infodemic），而且完全沒有採取下架言論等言論審查措施。
不夠。我們在 2019 年修改課綱，把「識讀（literacy）」升級為「素養（competency）」。識讀是被動地接收與判讀，而素養則強調主動地參與和產出。
我們的經驗是，無論你看過多少查核報告或優質報導，都很難對煽動性的極端訊息免疫。這就像你平常吃得很健康，但只要吃了幾天高油高鹽的垃圾食物，味覺就會被改變。
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靠素養。當學生親身參與過事實查核、親手測量過空氣與水質、實際操作過「意義建構」（sense-making），他們就會鍛鍊出我們所說的「公民肌力」（civic muscle）。有了這種肌力，再看到極端訊息時，就不容易受到影響。
在各種回應方式中，「預先澄清」（prebunk） 的效果，通常遠比事後澄清（debunk）來得好。意思就是，不要等到錯誤訊息已經流傳開來才去闢謠，而是要預先設想別人會如何操縱輿論，然後提前揭穿他們的手法。
在臺灣，我們追求的是政府對人民透明，讓人民能監督政府。威權體制則完全相反，它要求人民對政府透明，而政府本身對人民卻是個黑箱。
威權體制會壓制新聞工作，因為新聞報導能形成凝聚社會的「共同知識」（common knowledge）。當官方故事之外出現了另一個更具親和力、更能引起共鳴的民間故事時，人們就會團結起來，這是威權體制最害怕的。因此，他們會花費巨大的力氣進行「維穩」，確保民間橫向連結的故事，其公信力永遠不會高過官方的說法。
2022 年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臺時，我們遭遇了一次「聯合作戰」。當時，臺鐵車站的戶外看板、全臺灣 7-Eleven 的店內螢幕都被駭客入侵，播放抹黑她的內容。與此同時，外交部、國防部等政府網站遭到大規模 DDoS 攻擊，導致記者一度無法連上官網獲取正確資訊。
這一切的目的，是為了製造社會恐慌，最好能引發股市崩盤。
然而，當時我們剛成立的數位發展部網站，雖然才剛上線，卻一秒鐘都沒有當機。因為我們採用了分散式備援的架構，運用 IPFS 這類 web3 的思路。例如，使用 Brave 瀏覽器的用戶，在瀏覽我們網站的同時，也在幫助其他人備份網站內容。透過這種幽默且透明的溝通，我們有效降低了社會恐慌，股市也並未大跌。
這次事件讓我們體認到，敵人的攻擊是混合式的，我們的防禦也必須是整合性的。因此，我們推動「全民數位韌性（Digital Resilience for All）」，現在這個概念已擴展為「全社會防衛韌性」。
自 2021 年起，我每個月都會與日本的村井純（Murai Jun）先生線上討論數位治理，我們也經常交流「一個都不落下（Leaving no one behind）」的理念。他們提出的 Digidō（數位道），強調對每個人的關懷，我也深感認同。
關於 My Number，我理解日本社會對於個人資料透明度存在疑慮。我個人非常關注「隱私增強技術」（Privacy-enhancing technologies），例如以太坊 PSE 團隊正在研究的零知識證明（Zero-Knowledge Proof）。這類技術可以做到兼顧隱私與合規（private & compliant）。舉例來說，我可以向系統證明我「已滿 18 歲」，卻完全無須揭露我的出生年月日。
日本非常適合引進這類隱私友善的身分技術。核心原則是：政府對人民透明，但人民彼此之間無須透明。
我們必須區分「為人民（for the people）」與「與人民（with the people）」的差別。我主張用科技與人民一起解決問題，重點在於議程設定權（agenda setting power）在誰手上。
技術解決主義者相信，可以由少數菁英打造單一的「超級智慧」（Super Intelligence），這個 AI 會自我進化，最終超越人類，為人類解決所有問題。這個過程被稱為「起飛」（take off），但它也意味著「把所有人都拋在後」（leave everyone behind）。這就像是在創造一個集中的、凌駕全人類的頭「機器天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