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剛才講的，我現在最關注的技術就是怎麼樣子確保這種橫向的擴散——在 AI 擴散的時候，它造成的這些危害，我們也可以透過這種分散式的方法來解決。我舉例：好比像說，像剛剛分散式的，就是大家都可以偽裝成什麼名人在社群媒體上面打廣告騙人的能力，你就可以用分散式的，每個人都可以透過電子簽章，來確保說這個真的是本人；沒有授權的，你就要把它當成是詐騙了。這樣子的做法來解決。所以你就不是說，擴散式的危害一定要靠集中式的方法來解決，因為集中式的方向盤天生就打得比較慢，這個是一定的。
那或者是說，我在法國的時候有跟像很注重安全的 Eric Schmidt，以及很注重開放擴散的 Yann LeCun，我們三個人一起去發佈了一個叫 ROOST，就是 Robust Open Online Safety Tools，那就是說在網絡上面現在有很多——可能就是剝削兒少啊什麼這樣子的一些圖片或影音。
在以前呢，這些都很容易找到拍的人等等，因為能夠大量製作這樣子的，必須要是一個犯罪集團。但現在因為合成式的 Deepfake 變得很容易製作，所以就變成是你很難去找到到底是哪個犯罪集團在做；任何個人他甚至用筆電、用個人電腦，就可以大量合成這樣子的照片或影音。那這樣的話，你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你就很難像以前那樣，把所有偵測到的 CSAM（兒童性剝削素材）都全部集中到某一個資料庫裡面，因為太多人製造這樣的東西了。
所以反過來，你就要把偵測怎麼樣子是 CSAM 的這樣子的能力，也開放出來，然後訓練到每個人的手機裡面、或者在自己的個人電腦裡面，自行偵測的時候，就可以立刻去偵測說，這個是 CSAM。而且還可以加入大家一起貢獻出這樣子的數據，然後來進行分析，再訓練下一代的模型等等。
所以就是說，防衛性的這種科技也必須要用分散式，因為攻擊造成危害的能力現在已經分散了。這樣子的想法，我們叫做 d/acc，就是 Defense-Decentralization-Democracy/Acceleration（去中心化的民主防衛加速），因為大家發現說，我們在這些事情上面，我們開放式的這樣子的擴散，它不會產生武器化的作用，因為那些犯罪者本來手上該有的都已經有了，所以大家不管是注重安全的，還是注重開放的，都可以投資在這個只能做防衛使用的領域裡面，這就是我最關心的題目。
那當然除了 CSAM 或者詐騙之外，還有很多很多分散式防禦對於安全有幫助的地方。Cyber Security 就是另外一個很好的例子，因為資通安全嘛，現在你要打一臺電腦的漏洞等等，在以前你需要很專業的駭客，一直去遙控這個裡面的病毒、木馬等等；那現在呢，病毒也好木馬也好，它越來越有智慧了，它以後也不一定要你遙控，這個木馬在那邊直接使用對方的算力就可以自己橫向移動等等。
那要怎麼抵禦這樣子的攻擊呢？你還是要用 AI 來做。所以這種 AI 防衛的技術，在臺灣也是我們叫做信賴科技產業鏈的一環；我們有五個 Trusted Industry Sectors，各種各樣值得信賴的科技所組成的。那這些 sector 就是我們現在臺灣，大家最希望不管是民間投資或政府投資，能夠集中到五大信賴產業上。
我們剛剛提到，大概 2015 年的時候，那個時候就發生了一個，我覺得是一個分水嶺。當時在網路上面大家可以自由表達意見，也看到說這樣子自由表達意見可能會讓社會有分裂的問題。在臺灣，我們所採取的方法，就是讓政府對人民透明。這個情況下，不管你再怎麼分裂，至少可以瞭解到有些共同的事實基礎，然後討論的時候比較能夠找到所謂 uncommon ground，就是大家雖然彼此之間感受不同，但至少對這些基本的事實都是互相認同的。
那他們就採取了相反的方法，他們是讓人民對政府透明。所以你不管在做什麼，只要是在網絡上面發表意見、或者是進行討論等等，政府都知道你在做什麼。而且如果你的這樣子的集會、結社這些自由，對政府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脅，那這樣政府就會警告你，說不能夠再做這樣子的言論等等。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兩個方向同樣只有做「透明」，但是「政府對人民透明」跟「人民對政府透明」是完全不一樣的方向。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相同的數位技術，很多時候就是做背道而馳的應用。
另外，我先想要挑戰「一切都監控起來會最安全」的這個想法。因為我們剛剛提到，好比像說 2020 年初期，大家都碰到疫情的問題，但其實早在 2019 年底，中共那邊就有像李文亮醫師，他就已經發現自己患病了，而且他覺得這感覺上不是普通的感冒，可能是很致命的一種疾病，他也試著去提醒他的同事啊等等。但是因為他們那邊的言論監控，所以他們就要求李文亮醫師去寫個悔過書什麼的，不讓他繼續說有病毒，而且這個病毒可能不是一般的感冒這件事情。
如此一來，就讓本來可能可以提醒到更多人的，變成沒有辦法提醒到那麼多人了。那當然從一個角度來看，就是不要引起社會的慌張吧，這可能是所謂的「安全」。但是以對疫情的對應來講，這應該是非常不安全才對，因為實際上它擴散到不得不把整個武漢城封鎖的那個情況下，他們才提出對應。但是如果一開始就讓大家知道有這回事，而且可以比較分散式地採取最好的應對方法的話，那可能到最後也不會有這樣子的結果。
所以事實上就是說，安全是多個層面的。很多部分的安全對應，是依賴於整個社會有所謂的 resilience，就是韌性。韌性是來自於每個人都充分瞭解、很透明地瞭解到底事情實際上是怎麼樣，然後每個人都有能力去找出從他的角度，他可以怎麼樣來因應這樣子的危險，不管是疫情，還是什麼別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剝奪掉這個能力，甚至連決策者都沒有辦法很精確地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因為你把言論自由取消掉了，那樣的話，只有在某個部分可能讓社會比較這方面達到一些安全的目的，但是在所有其他的部分，其實是犧牲了安全，因為你能做安全對應的基礎，就是大家共同認識的基礎，被剝奪掉了。
那各位是新聞工作者，新聞工作就是這個共同認識基礎的一個最基本的部分。但是在 2015 年以前，中共那邊的新聞自由跟現在的新聞工作者自由，大家可以看到就已經有相當大的不同了。所以我首先並不認同這種高度監控、維持穩定、網絡上的清朗和諧，就一定是達到安全最好的方法。事實上我們臺灣在 2020 年或 2021 年對應疫情的能力，並沒有比中共那邊差，事實上按照大部分統計數字是比較好的。但是我們這樣子並沒有讓任何城市被封鎖住，我們也沒有讓消息被封鎖住，我們的新聞記者不但可以問問題，而且每天都得到回答，每天下午 2 點都得到回答。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我們覺得這種分散式、政府對人民透明的方法，其實是更安全的。疫情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不管是口罩的分配等等，大家越清楚實際的情況，是越好的。
至於你後面的問題，推到極致會怎麼樣？當然我沒辦法幫極權政體說話，但從理論上面來講，就是變成越來越少數人，可以幫整個社會做越來越多的決定。你就不再需要分散這個決定權利到實際靠近那個事情的人身上，因為靠近這件事情與否，你可以用各種各樣的監控設備來取代，所以你不需要在場的新聞記者、調查報導工作者，告訴你這個情況怎麼樣，用無人機、用 AI，你也可以取得這樣子的資訊。差別是說，當決定權力掌握在極少數人手上的時候，他做一個錯誤的決定，所造成的不利影響就沒有辦法糾正；反而如果是分散式做決定，雖然大部分的決定都不會完美，但是也不太可能造成對整個社會非常糟糕的危害。這個就是 checks and balance，互相制衡的力量。
我們還是認為說，在比較自由的，大家比較有共同的認識基礎的社會，才比較能夠制衡，也比較不會有對整個社會的傷害。反過來講，如果絕大部分的人都沒有討論的自由，甚至沒有理解事情實際情況的自由，只有極少數人透過 AI 都聚集起來做判斷，那他要是做出好的決定當然很好，但是做出不好的決定就沒有救了，就好像你沒有方向盤，在懸崖邊直接掉下去。
DeepSeek 相信大家知道，它是所謂的開放模型，就好像一個樂高積木一樣，任何人都可以拿這個樂高積木自己再疊別的樂高高塔。但是當 DeepSeek 剛出來的時候，我們看到很多宣傳，好像說它只花六百萬元就蓋了這麼高一座塔，但其實不是嘛，它只是疊最後一塊積木上去，而且現在也有人在它的基礎上面再疊新的積木了。好比像說 Perplexity 就拿了 R1，就是 DeepSeek 的推理模型，做出了 R1-1776，那 1776 就是美國獨立的那一年，所以他就是拿 R1，但是透過後面的訓練，去消除掉 R1 裡面本來會有很多言論審查的成分，好比像說不能夠談天安門等等。那這些部分他把它消除了之後，再把新的這塊積木也放出來，又有很多人拿這塊新的積木繼續去發展、繼續去開發。
所以當然，共享出來讓大家能夠繼續開發這件事情，本來就是一件好事，在前面的回答也都提到了。但是在極權政體，因為它很擔心大家會問一些問題，像天安門什麼的，所以在極權政體境內去運營的服務，大家就會看到，雖然 DeepSeek 已經準備要回答了，但它回答到一半突然又被取消掉了，可以看到 DeepSeek 的不管是 APP 還是網站，都有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它貢獻出這塊積木，就跟任何科學研究或者開發的貢獻相同，但是在它的境內營運的話，我們這邊的數位發展部很早就講了，你如果去依賴它的這個服務的話，就跟依賴 TikTok 是一樣的道理，很容易變成你的機密啊、隱私啊等等部分，可能就會被過度蒐集，甚至拿去做什麼別的利用。所以還是去使用像 R1 1776 啊，或者是現在 Hugging Face 也在重新訓練所謂的 Open R1 等等的做法，比較保險。
美國跟中國之間，現在不管是經濟、技術，都有對立、分裂、脫鉤的情況，對立也日漸嚴重。您剛剛提到的很多 Open Source（開源）的努力，是否會因為這個對立造成一些阻礙呢？或者在 AI 安全上，美中的政治對立會不會是阻力？ 我想即使是在冷戰最劇烈的時候，美國也有分享關於像核燃料怎麼樣子安全儲存的技術給蘇聯。因為如果不管任何人，因為一個不小心或者是故意的犯罪行為，導致大規模放射性事件，對全世界都是壞事，不會只對某個國家是壞事。所以所謂的 global security（全球安全保障），就是雙方可以互相分享知識的一個契機。 所以我們現在也看到，自從巴黎的 AI 峰會之後，包含像英國，它本來叫做 AI Safety Institute，就好像道路安全，要繫安全帶那種 Safety，它改名叫做 AI Security Institute，那就是用 Security（國安、資安）的角度，而不只是用 Safety（產品安全）的角度來看待 AI。因為 AI 造成的損害、危害的範圍擴大的同時，大家也用新的「國安」角度來看待 AI。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大家就發現 Open Source 就扮演很重要的成分。因為在 Cyber Security（資安）世界裡，新出來的加密系統或者新的資安系統，往往不是大家關起門來自己做，而是在草稿階段就公佈出來。你說會不會讓攻擊變得更容易？其實這三十年來的資安界，已經有共識，就是 The enemy already knows the system（攻擊者早就知道你用的系統）。所以你只要守住你的鑰匙就好，其他全部公開，這樣反而比較安全。如果你又要守住鑰匙，又要守住所有程式碼、所有部署藍圖等等，要求攻擊者都不知道，反而一下就被打穿了。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大家透過 open source cybersecurity 的想法，以及 resilience（韌性）——並不是你不被攻擊，而是因為藍圖都公開，朋友跟你協防的這些朋友也都知道你的藍圖，反而可以及時幫你修正、幫你阻斷攻擊者路徑等等。 這樣一來，反而需要儘可能地開放出來你怎麼防守。而且在開放出來的前提底下，有所謂的 interoperability（共同性），不管是臺灣或者日本，跟理念相近的這些朋友一起訓練也非常重要。在所有這些部分上面，open source 都是一個前提，open source 反而增進 security。這個想法其實是本世紀的想法。上個世紀，連加密系統都被認為是軍事用途、不可以輸出的，在美國是這樣。但經過了三十年，整個資安界都瞭解到，我的密碼系統越公開，漏洞越早被發現，反而越好，也就越強健、更安全。所以接下來 AI 安全也會往這個方向走。 當然還是有互相競爭，但怎麼樣確保「安全」的這一部分，倒是可以分享出來的，它不會造成阻礙。因為在以前，你要對對方造成資安上的傷害，你也必須是一個大國才能做到，但現在情況不是這樣。就算只是一個三四個人的犯罪團伙，也可以做到不成比例的傷害，就像當初有人拿飛機去撞高樓一樣。所以在新的情勢底下，你要防範的就不是只有別的大國，而是各種小型犯罪集團。這些小型犯罪集團甚至已經可以透過勒索軟體、線上詐騙等等全自動化的方式去運作，連遙控都不需要。它犯罪得來的錢又可以再購入算力，形成持續迭代。所以未來可以想像這種情況更加複雜，所以各國也就更需要在「AI 如何防禦」這件事上面互相分享知識。 另外，在教育場域上，有些人擔心未來是不是不需要老師，因為很多東西請 AI 就可以了，像語言翻譯、法律檢索等等都可以 AI 做。您覺得在教育現場，AI 應該怎麼被運用？ 不過這個挑戰，其實當初有搜尋引擎、有維基百科出來的時候就已經出現過一次了。以前是說老師腦裡有最專業的資訊，學生要聽老師講課。但就算沒有 AI，當時有了百科全書跟搜尋引擎以後，也已經出現：老師講到一半，學生打斷說「維基百科上不是這樣寫的，網上不是這樣講的」。也就是說，如果純粹只是知識性的傳授，有標準答案的那些東西，老師早就沒有壟斷的地位了。 所以我們在臺灣，2019 年就已經更改基本教育的教學方針。在以前，大家注重的是怎麼樣「有標準答案」，能夠理解到標準答案並回答出來；但從 2019 年開始，我們就改成說：沒有，因為這些有標準答案的東西，AI 做得不但比學生好，也比老師好。 我們要在學習過程裡面培養的，就不是那些標準答案，而是說「你怎麼激發自己的好奇心」——這個叫自發，「怎麼跟背景跟你不同的人互相合作」——這個叫互動，「怎麼在合作過程裡面不是我贏你就輸，而是一起看到雙贏、多贏的可能性」——這個叫共好。 自發、互動、共好，簡稱「自動好」。這些都是 AI 把有標準答案的事情都做完之後，人還可以產生的價值，也就是我們剛剛一直講的：人跟人之間透過交流所產生的意義。這個意義是建立在互相理解、互相關懷的概念上。而這個，我想對日本來說也不陌生，日本也是認為，一個人成功並不是只在於考試都考滿分，或者賺到最多錢，而是要跟社會保持羈絆、回應社會需求，能帶來整體價值。所以這點上，臺灣和日本是完全相同的。 所以我們的教育也不需要擔心 AI。如果我們請學生培養的都是「自發、互動、共好」，那老師就變成促進者的角色，讓學生跟學生之間更能夠透過互動來激發創意，而不是老師腦裡包含所有標準答案的那種模式——那個模式早就過去了。 我們在 2019 年推行新的教育方針之後，到了 2022 年，國中的學生第一批進入這樣的體制，去參加 ICCS（國際公民素養研究）評比。結果發現臺灣的學生，對於「自己能夠在環境永續、社會議題、人權等面向上貢獻」的公民素養跟自信，是全世界第一。那也讓大家比較放心的是，我們在 OECD PISA（閱讀、數學及科學能力）排名依然在前幾名，並沒有因為更注重公民素養就犧牲了 STEM 表現。所以我覺得這是最好的狀況。
兩週前，我在巴黎參與 AI 行動峰會，開放模型如 Mistral，以及去除審查機制的 R1 推理式模型（如後續的 Open R1、R1 1776 等）成為會場熱門話題。會議尾聲，六十一國集體簽署宣言，承諾以「開放」、「包容」和「道德」的方式開發技術。讓外界驚訝的是，英國及美國均拒絕簽署。 有些人因此誤以為，這是為了追求科技發展，選擇犧牲安全。事實上，恰恰相反。 英國長期致力提倡 AI 安全，全球首屆 AI 安全峰會也是由其主辦。英國政府認為，巴黎宣言沒有充分解決 AI 武器化的挑戰，也沒有提供足夠、實質的明確指引，簡而言之，對國安的關注度不夠。 英國的 AI 安全機構，最近甚至從 AI Safety Institute 更名為 AI「Security」Institute。雖然翻譯都是「安全」，但關注焦點不同。後者意味著要更致力於防堵蓄意攻擊，也就是「資安即國安」的概念。 在巴黎峰會上，美國副總統范斯（J.D. Vance）也發表了關於 AI 武器化的嚴正警告。他指出，威權政權正在利用 AI 增強其軍事情報、監控能力以及宣傳活動，對國安構成威脅。他強調，川普政府將採取強硬立場，全面阻止此類 AI 的濫用行為。 在隨後於慕尼黑的演講中，范斯也談到選舉干預的問題。他提到，羅馬尼亞因懷疑俄羅斯利用訊息攻擊操縱選舉，而取消了其總統選舉的結果。他認為，民主國家如果僅因外國的數位廣告就能被動搖，則顯示其民主制度的脆弱性；惟有公民自由表達意見，才能使民主更加強大。 范斯的發言正值 AI 模型快速擴散之際，這類模型可能讓小型行動者以極低的成本發動大規模攻擊，類似「AI 賓拉登」的不對稱威脅。隨著 AI 寫程式、產生具說服力言論的能力飛速成長，甚至超過人類，小規模的攻擊者，也可以用低成本，就做出像羅馬尼亞所受到的境外干預。 在全球嚴陣以待、防範 AI 威脅民主制度的時刻，我在慕尼黑資安會議中分享臺灣多年應對複合式威脅的經驗，具體說明如何與盟友建立協力聯防機制。在國際認識臺灣作為 AI 安全合作的重要夥伴的同時，也是我國資安廠商跟進晶片業者腳步，參與全球 AI 熱潮的大好時機。
您好，我現在在臺灣，這裡是晚上十點半。很高興能跟您分享有關言論自由的一些想法。對我們來說，來自臺灣的觀點當然是支持充分且不受審查的討論，因為臺灣以前曾經歷過戒嚴統治，目前也在抵抗威權式的審查。
好的。其實我從 2014 年就加入內閣，當時是以專案顧問（special adviser）的身份進入。那是大約十年前吧，起因是在當時的臺灣立法院，很多人不滿與北京的貿易協議——那個協議將允許他們進入我們的媒體、通訊網路等等。所以民眾就自己出面，和平佔領了立法院三週，呼籲改革。當時我們並不僅僅是「抗議者」，而是自稱「示範者（demonstrators）」，因為我們想示範一種透明且不受審查的方式，讓整個社會一起討論公共事務。
同年年底，我受邀基本上做同樣的事情，不過是在網路上執行：建立一套系統，讓人們可以不受大型科技平台審查地進行對話。於是我們一起協商各種政策，不只針對 Uber 和勞動權等問題，也為了應對來自威權強鄰的假訊息攻擊與極化攻擊而努力。我們也透過群眾智慧，將原本花三小時的報稅流程縮短為三分鐘（大約在 2016–2017 年），開放任何人貢獻想法，同時把政府的支出與採購透明化，讓大家自由提出建議。
我是在慕尼黑網路安全會議上發言的，該會議比主要的安全會議早一天開始。不過，我和其他人一樣，都有聽到貴國副總統在主會議上的談話。
在臺灣，我們在網路自由——包括言論自由等方面——被國際評為亞洲最自由的。我們並不認為「安全與自由之間」有任何必要的取捨。在許多司法管轄區，人們認為要取得安全，就得在言論自由上做出一點犧牲，例如為了安全或治安而必須審查某些言論。
然而，我們在臺灣的經驗則顯示，只要讓社群自行做內容的審核，而不是交給專家或第三方（通常被大型科技控制），就可以建構更具彈性的機制。與其看不到那些攻擊或製造極化的行動，我們反而讓社群看得更清楚：哪些是機器人、哪些是網路酸民（trolls），但你不必去審查或移除貼文；大家可以形成對事件真實狀況的共同理解，然後共同提出具創意的解方，把衝突當成共創的能量，而不是一把把「需要撲滅的火」。我在慕尼黑網安會上也是分享這樣的立場。
至於你提到的社交媒體角色，我目前是「Project Liberty Institute」的資深學人；我們正在重新思考網路社群的模式，基於所謂的開源或自由軟體和分散式系統。如果某個社群平台的政策讓你不滿意，你仍然可以保留你的內容、人際關係以及社交圖譜（social graph），並「搬家」到另一個社群。在那裡，由你們自己決定討論規則與審核機制。而我們也在協助「The People’s Bid」的團隊，他們想收購 TikTok——由 Frank McCourt 和 Kevin O’Leary 主導——以便讓 TikTok 成為更分散式的模式，不再由遙遠的中心化團隊制定審查方針，而是把決策權交給各個次級社群。
有兩點非常關鍵的差異。第一，我們想把決策權「自上而下」轉變成「自下而上」的社群模式，而不是由隱形小組在背後決定要禁言誰。換言之，由每個社群自行決定他們重視的內容，而非某個祕密委員會判定誰該被消音或移除。
第二，我們倡導的原則是「以更多言論取代更少的言論（more speech, not less）」。我們的系統會為貼文標上更多的背景標籤，說明哪些想法有廣泛共識，哪些仍在爭論之中，以及不同社群對該議題的辯論走向。但這些標籤並不會移除任何貼文，而是提供更多上下文背景，告訴使用者在哪些社群獲得支持、原因是什麼。這完全是另一種思路，不是審查，而是「補充」資訊。
他在慕尼黑分享的羅馬尼亞案例，正好也是我常舉的例子，那就是民主如何需要更強的防禦機制，才能抵擋境外勢力利用機器人或透過極化的手段從內部瓦解。關於這點，我想我們的觀點和他相當一致。
許多歐洲聽眾其實也在嘗試了解臺灣經驗：我們已經在這裡發展出一整套透明、開放、且能讓人民掌握真實資訊的策略，以防禦極化或外部的入侵操作（troll attack）。與其把一些人貼上「輿論操作」的標籤並封禁，他們更想學習臺灣如何「讓大家看到」那些騷擾或破壞行為的實質內容，並透過更多的資訊分享來加強社會穩定。如此一來，不同意見之間的社會紐帶才更穩固。
我認為 J.D. Vance 的演說某種程度上也指向了這條路：要確保網路社群審核權是掌握在多元的社群手上，而不是只交由某個國家或某個大型科技公司集中管理。只要決策保持在中心化，就會繼續陷入「安全 vs. 自由」的假性兩難之中。
回到 2014 年，當時臺灣可說更加撕裂與憤怒，馬總統的支持率只有 9%，意思是有 2,000 多萬人口中，超過 2,000 萬人都不認同他，國內情緒可謂高漲。二者之間的最大差別在於，我們從一開始就強調，我們不是單純在「抗議」或「提出訴求」，而是在示範（demonstrate）如何提出實際對策。也就是說，我們直接嘗試去供給（supply side）更好的政策，而不是只停留在需求（demand side）。
既然政府要簽訂貿易協定，我們就示範更好的方法，甚至與北京打交道時，也讓大家看見更好的防禦方式。正因為很快地把立場定位在「示範者」，而不只是「抗議者」，才讓這場運動在結束時出現罕見的結果：立法院長出面表示，群眾提出的方案確實有理。這次佔領最終是以「收斂」結束，而不是越趨激烈的「發散」。
我認為威權主義者的核心論述是：「自由只會帶來混亂與內鬨，不可能帶來成果。」這種「自由=混亂」的敘事不斷被強調，就成了他們鎮壓與封鎖的藉口。要反制這點，我們就必須打造一個能夠自我強化的自由社會——例如，你在社群上看到某篇貼文上有註記：「這在基督教保守社群中具有共鳴」，同時也看到一些網路酸民的貼文試圖挑撥離間。現在的威權操作手法，有時不是簡單地刪除，而是反而塞滿假訊息，好像「整個社會都在吵架」。
在我們的設計中，你會很清楚看見這些支持者和所屬社群的標籤，也能理解哪些是「共有的想法」，哪裡有「不同派別」。這就能協助人們建立比較完整的視野，而不是只見到極端片面內容。如此也可破除那種「看起來只有亂象，沒有共識」的印象。
是的。我剛註冊了 Truth Social，第一篇貼文就轉了你的一則貼文。我感覺到，那裡的用戶對社群本身有更多自主感，所以使用者也較不會因為覺得被審查就放棄平台。這很有助於形成真實的社群對話。
技術上，我們當前最需解決的是，不同平台往往是由一家公司或一個團隊集中控制，這些平台透過廣告盈利模式，會優先把所有使用者行為資料賣給廣告商，而非開放給使用者自行分析，導致每個人看到的廣告與回饋都高度客製化，社會就更被割裂。
我的論文也提出「換個商業模式」的可能性：讓不同的社群集資，打造「共享體驗」的貼文。譬如說，有些貼文可以同時向保守派與自由派群體做預先澄清（prebunking），讓衝突尚未爆發前，各方就能看到能夠溝通或緩和的「橋樑式內容」。這比事後才做的「闢謠」效果更好，也不需要審查任何內容；只需要多挖掘那些有助於跨社群理解的貼文。
如果對「The People’s Bid」收購 TikTok 的計畫有興趣，可以瀏覽 thepeoplesbid.com 。至於我們的核心概念，也可以在 Plurality.net （我和另外 60 人合著的一本公共領域書籍）看到。該書無版權，可以自由改作。
對，完全開源，歡迎自由重製。
好的，片名叫《夠好的祖先（Good Enough Ancestor）》，內容聚焦於臺灣民主化的進程。我是出身於新聞家庭——父母都是新聞工作者——他們在戒嚴時期必須遵守相當嚴格的審查。一直到 1996 年，臺灣才舉行首次總統直選，真正走向民主。也就是說，我們的網路自由和民主自由幾乎同步發展。隨著北京的威權體制一直在干擾臺灣，我們也在思考如何抵禦這種侵蝕，並且不對外犧牲自由。片中也敘述我個人成長如何與臺灣民主一起蛻變。
好的，這部片會在 3 月 9 日正式上映。我會在 Truth Social、X.com 和 Bluesky 等平台分享更詳細的觀影資訊。
這部片的訊息其實就是「科技應該推進自由」。在臺灣，我們始終相信，「自由」與「安全」並不是對立，要擁有安全，不必犧牲言論自由。也希望美國及國際社會可以擴大這個理念，讓科技真正為所有人的自由與參與服務。
上映日期是 3 月 9 日。我會在 Truth Social（@audreyt）、X（@audreyt）以及 Bluesky 上發布相關資訊。也歡迎大家關注 Plurality.net 的後續消息，那裡也有 Discord 頻道可供參與討論。
我生理上原本睾固酮水平就很低，也算是身體自然條件介於性別光譜之間。但我不覺得這影響到我生活。我的代名詞是「隨意」，在華語我們都說「ㄊㄚ/ㄊㄚ/ㄊㄚ」，也沒有強制誰一定要用什麼代名詞。所以我也不主張改變任何人的用詞方式。
回到你問的核心：我認為絕對的言論自由跟相互尊重可以並行不悖。主要問題在於，傳統「廣播式」社群平台只會擴大最具爭議與煽動的內容。人們就會誤以為「極端看法」才是全部，而無法發現還有很多理性「中間」聲音。雙方彼此扭曲成最糟糕的形象。
是啊，目前也有很多人透過 Rumble 的聊天視窗留言，我有在看。我覺得能直接回應或對談真的很好。只有透過直接對話，大家才不至於把對方一竿子打翻。好比說，聊天室有人問我是否支持女性安全空間。當然，我向來完全支持。
所謂的「言論自由」，對我來說不只是「要能廣泛播送」，更包括「要能廣泛傾聽」對方。當雙方能及時交流，就比較難把對方簡化成「極端敵人」。所以我認為即使是所謂的「可憎但合法（awful but lawful）」言論，只要能及時回應並說明，就比較有機會消弭誤解。像現在直播聊天，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